2021年的兩會，是一個特殊節點上的兩會，一方面，我們實現了千百年來擺脫貧困的夢想，踏上了鄉村振興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如此前提下，保障糧食安全，保障農業生產，成為重要任務之一。而其中，種業無疑是最關鍵的一環。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一號文件、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要打好種業翻身仗，解決種源“卡脖子”問題。我們的種業翻身仗究竟該怎么打？種源卡脖子問題又將如何破解？為此，新京報記者邀請了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錄祥、國家水禽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侯水生兩位專家，解讀種業現狀，探討種業未來。
新京報記者和兩位專家解讀種業現狀，探討種業未來。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種業自主，今天比過去更重要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也是糧食安全的基礎。劉錄祥說，“抓住了種子，就抓住了糧食安全的關鍵，這也是種業備受重視的原因”。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糧食必須抓在自己手里，數十年來的發展中，中國從糧食匱乏到食物充分供給，種業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劉錄祥說，“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連續多年保持在6.5億噸左右，14億人口平均每年的糧食占有量超過了470公斤，這其中，育種的進步，種子的改良，就是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食物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也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礎條件，侯水生說，“食品總產量的提升、食品質量的提升，都與種業有關。以畜禽生產來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畜禽生產總量翻了很多倍，改革開放初期，一個人一年消費雞蛋平均不到1千克，現在是18千克左右，以前人均年消費牛奶不到3千克，現在達到十幾千克。我們今天強調種業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事關我們的食物供給、營養供給、食品安全等基本的保障。”
市民挑選雞蛋。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2020年以來，在疫情影響下，糧食、畜禽品種的進出口受到較大影響，更進一步凸顯了種業自主的重要性，侯水生說，“在這樣的重大疫情面前，我們更能感受到品種安全在生產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種業發展，保障了食物供給
我國小麥和稻谷兩大口糧自給率達到100%，種子的自主率同樣達到100%，“當前，我們的口糧絕對安全，可以說中國糧用中國種，已經做到了。”
小麥豐收。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我們是如何做到口糧和口糧種子自主的？劉錄祥告訴記者，“過去數十年中，小麥、水稻兩大口糧，每10年到20年，單產都有100公斤左右的提升。這和幾十年來，我們的科學家不斷地推進小麥、稻谷育種有關。當然，育種的工作是多方面協作的結果，舉例來說，比如種質資源的搜集和利用，比如雜交水稻的突破，就是上世紀70年代，在海南發現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以此為契機，推動了我國雜交水稻育種的快速進步”。
類似的工作在許多領域都在進行，劉錄祥介紹，“我們有一群專門收集種質資源的科學家，他們在全國乃至全球，不斷地搜集各種種質資源，有從野外尋找的，也有進行國際交流的。我國目前有全球第二大作物種質庫，目前已經保存了52萬份作物種質，而且還在以每年2萬份的速度增長。同時，新的種質庫也在建設，建成之后，預計可以保存150萬份種質”。
國家種質庫。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畜禽生產快速高效發展也得益于品種的改良，侯水生介紹，“近40年來，我國畜禽生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從產量來說，我國每年生產6000多萬噸豬肉，1700多萬噸雞肉，1100多萬噸鴨肉。在這些肉類中，生產豬肉的商品豬，其種豬大部分是我國自己繁育的。雞肉中，占市場一半的黃羽肉雞，種源全部自主，白羽肉雞過去全部依靠進口，現在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突破。鴨肉方面，所有的烤鴨，自主培育的品種超過95%，用于加工咸水鴨、鹵鴨等食品的瘦肉型鴨子，已經從全部依靠進口，發展到自主品種市場占有率達到了35%，已經取得了極大的突破，在未來兩三年中，達到50%以上沒有問題”。
“卡脖子”卡在哪里？
那么，種源卡脖子，究竟卡在哪里？劉錄祥介紹，種質資源的利用和創新，是仍需要攻關的技術之一，“第三次作物種質普查尚未結束，我們的種質資源搜集還在快速增加，但同時，怎么更好利用這些資源呢？我們是種質資源大國，但還不是資源強國，目前，我們對已有種質資源的鑒定、利用率還比較低，可能只有10%左右，怎樣把它們利用好，為自主品種的培育，提供非常堅實的科技基礎，未來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近距離觀察西紅柿苗。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大豆是我國進口量最大的糧食之一，大豆的育種也是未來育種的重點領域，劉錄祥說，“我們自己生產的大豆，產量在1900萬噸以上，基本上可以滿足國內食用大豆的需求，就是豆腐、豆漿等各種豆制品的消費。進口大豆主要是飼用，就是做飼料、榨油等。未來，在穩固甚至提高種植面積外，提高單產也是種業翻身仗中的重要部分”。
侯水生認為，對于畜禽種業而言，卡脖子問題較多：重點是畜禽遺傳資源不能滿足育種需要，創制適合育種需要的資源是關鍵。一方面需要挖掘、科學評價現有資源，包括國內國際資源；另一方面需要利用新技術、新方法創制新資源。同時，培育畜禽新品種，需要高效育種技術和育種方法，需要加強生物學基礎研究、加強技術創新。在現有條件支撐下，如何更好地發揮我國的生產能力，通過育種進步、養殖結構調整，保障我國居民優質動物性蛋白質有效供給。“我國人多地少，動物養殖需要耗費大量飼料資源，環境成本較高。不管是飼料、水、環境承壓能力等，我國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未來，一方面我們還要在育種上做出更多努力，培育出更多節約飼料、環境壓力小的品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調整養殖結構來減輕壓力，牛羊肉的生產成本是最高的，需要的飼料，消耗的資源也最多，豬其次，雞鴨最少。舉例來說，生產一斤豬肉，需要的飼料在3斤到3斤半，而雞鴨肉，可以降低到2斤，也就是說，更少的飼料可以產出更多的優質動物性蛋白質。那么未來，是否可以通過引導膳食結構的變化，進而達到引導消費，以此來節約資源呢？這也是一個方向”。
產學研結合，打好翻身仗
口糧、大規模生產的蔬菜水果等，我國的種業自主率可以保障，但在大豆、玉米、白羽肉雞、高端蔬菜等領域，種業自主率仍舊不高，進口依賴程度還需要不斷降低。
高端蔬菜。新京報記者 王穎 攝
當前，改變這些領域的種子進口局面，打好種業翻身仗，最大的難處究竟在哪里？劉錄祥介紹，“疫情的影響，其實是給了我們一個提醒，我們要在面對變局的情況下，保障糧食的供給，就需要培育支撐糧食總量供給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國家提出‘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的重要意義所在，種業的突破，也就是藏糧于技。”
“我們要打種業翻身仗，這也說明，我們在種業方面，確實是有短板的，”侯水生說，“在畜禽育種方面，我們的問題在于，我們育種的起步比較晚，發展時間很短，技術、資源等各方面的積累都比較薄弱。在未來，我們怎么更好地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和資源，利用好自己的資源是關鍵”。
種業不僅是育種工作，也包括資源收集、評價、繁育體系建設等環節，侯水生說，“種業是綜合性的領域，需要產學研更好地結合，科研領域的智慧和成就，最終要體現在生產上。所以在未來，如何讓產學研之間的結合更緊密、順暢，也是種業發展中關鍵的問題”。
種業安全，是否有標準
怎樣才算打好了種業翻身仗？我們的種業怎樣才算安全，是否有可衡量的標準？對此，劉錄祥說，“目前來說，確實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從我個人理解看，有三個方面可能非常重要，一個是糧食生產的總量，要保持穩定。我們自主的種子，要能夠滿足糧食生產量的需求。另一個是質量，即種子是否優良，是否能生產出優質的、多樣化的產品。第三是成果的轉化，育種的成果能夠順暢地、快速地轉化為生產能力。”
劉錄祥認為，種源自主可控，應是重要的衡量標志之一，“怎么衡量是否安全，標準可能很多，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可能是核心的標準，即種源自主可控，就是要求我們在遭遇外部不確定的風險和壓力時，可以自己解決問題，可以保障我們的糧食、畜禽等生產不受影響，這樣，別人就卡不住我們。”
侯水生認為:種業安全應該是有標準的。具體說，就是我國用于畜禽養殖的品種是否存在風險性，包括品種能否滿足生產需要，遇到疫病或國外限制出口，我國畜禽生產能否維持正常生產、高效生產；其二，畜禽品種能否滿足我國居民今天和未來消費的需要，包括數量和品質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