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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育出的棉花品種遍布中國1/4棉區，鼎盛時獨攬了中國棉花“半壁江山”；這里產出的科研成果先后獲得4項國家一等獎，占據棉花界獲獎總數的57%；在這里誕生的國產轉基因抗蟲棉，擊退了國際種業巨頭，捍衛了中國棉業的領地……

回望中國近代棉花科技史，許多重大事件的發生無不與之相關：實現糧棉雙增產、拓展新疆棉區、擊退國外抗蟲棉壟斷、推進植棉機械化。

從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澤芳，到中國工程院院士喻樹迅，再到現任所長李付廣，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以下簡稱中棉所）先后數任所領導用自己的毅力與智慧共同延續著這半個多世紀的接力。

通天倉：守護國家重大需求

從河南安陽市中心驅車半小時，記者來到了白璧鎮一片保留了近60年的建筑——中棉所，探訪這個新中國棉花科研的發源地。

半個多世紀，春華秋實。代代中棉人耕耘于此，堅守著寂寞的科研，守護著中國棉業發展的重大需求，并一路創造奇跡。

中棉所令人嘖嘖稱道的不只是發表了多少論文、獲得了多少獎勵，更是完成了怎樣的國家任務。

從黃河兩岸、長江之濱到天山南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當中國棉業遭遇低迷期、三大棉區遇到技術瓶頸時，“中棉所”打頭的品種總能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我國有1/4的棉區患上了棉花“癌癥”——黃萎病。特別是在新疆，具有蘇聯血統的“軍棉”系列品種抗病性差，直接影響了棉花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數據顯示，當時新疆棉花的種植面積只有500萬畝左右。

“‘中棉所12’‘中棉所17’‘中棉所19’系列的入駐，解決了新疆棉花的抗病性難題，穩定了新疆棉區，并將之發展壯大。”年逾80的第一代中棉人蔣國柱對記者追憶說。

數字最有說服力。而今，新疆棉區的種植規模已達2700萬畝，“中棉所35”曾多年占南疆棉花種植面積的60%~70%。

“思路決定出路、胸懷決定規模、凝聚決定發展、觀念決定成就”，進出中棉所大院，總能看到院墻上印刻著的24個大字。

正是這樣的理念，鑄就了中棉人做事的思路和胸懷。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喻樹迅擔任所長時，提出一個理念：棉花要“不與人爭糧，不與糧爭地”。這亦是中棉所多年來的發展思路。

上世紀，以“中棉所10”“中棉所16”和“中棉所36”為代表的早熟棉品種的出現，完成了中國耕作改制植棉史的革命性突破。這些新品種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開啟了我國短季棉育種的新篇章，麥（油）與棉可“一年共享一塊地”，從而破解了糧棉爭地的矛盾。

回望過去的成績，在李付廣看來，這些無不源于中棉所扎根于中國棉區的大本營，把科研和實際生產需求相結合，才能在關鍵時刻先行，迎合了國家和產業的需求。

聚人氣：敢挑“國家隊”責任

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培育下的現代化院所很難有協同創新，而中棉所則是個例外。正是全國棉花界勇于擔當和協同創新，經過數十年的協同努力，國產抗蟲棉的市場占有率從1999年的5%逆轉為2012年的98%，完勝中美“轉基因抗蟲棉”戰役，讓中國棉花單產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

“跨國公司的對手不是單個中棉所，而是整個聯手的棉花界，那是中國棉花界與跨國公司的戰役。”李付廣笑言。

在國內棉花界，中棉所牽頭的項目，最終60%~70%的資金都會分給國內同行。中棉所推廣基地多與地方聯建，這亦是中棉所的品種能迅速轉化的重要原因。

中棉所內外，有個大家堅守多年的“君子協定”：協同培育出的品種，在報獎和發論文時，育種家永遠排第一，其次才是搞遺傳技術、轉基因的專家。

“共推進、不搶功、樂分享”，對此，中棉人心領神會、身體力行。

科研國家隊的職責是什么？那就是面向國家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勇于承擔國家重任的氣魄。

棉花基因組測序，做還是不做？這一度讓中棉所很為難。

做，數千萬的經費從哪里來？不做，在這個原始創新奠定產業競爭力的時代，資源整理和基因發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轉基因抗蟲棉的問題上，中國差點吃虧。

“中棉所不擔當，那讓誰做去？”2007年，中棉所領導集體拍板決定，自籌資金，在國際上首次開展棉花全基因組測序，且中棉所是第一牽頭單位。而在20世紀初，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時，中國只參與了其中的1%。

而今，中棉所正朝著改變高端原棉進口依賴的方向進行努力。為此，他們集合了國內棉花領域上中下游的優勢資源，牽手上游基礎研究單位和下游育種單位，共建了棉花規?；D基因技術平臺，形成了以“基因、種質、育種、產業化”為一體的研發體系。

目前，該技術體系已獲得轉基因棉花材料2000余份，并共享到全國30多家棉花育種單位。預計未來8～10年，這里將為中國棉花品種的新突破奠定基礎。

傳精神：堅守著寂寞的科研

其實，那些看得見的成果和數字，離不開的是“看不到、摸不著”的文化底蘊。

“中棉所是一個歷史長河，你千萬不要用靜止的符號來看待他。”李付廣告訴記者。

真正研究棉花，必須在產區。1957年，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帶隊考察多地，最終選中當時的棉花主產區——地處晉冀魯豫四省交界處的安陽小鎮白璧。

次年3月，第一代中棉人舉家搬遷、荒地建所。他們中間，不乏資本家、銀行家及華僑的后代，生活環境的落差可想而知。將研究所從北京遷至安陽，這一前瞻性的選擇卻為新中國棉花科研的“搖籃”奠定基礎。

第一任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澤芳是中國現代棉作科學主要奠基人。繼任所長胡竟良是原農業部經作局總農藝師。蔡榮芳，其父是新加坡華僑。本該子承父業的他卻選擇了留在中棉所。50多年過去了，這位“中棉所19”（后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育種家已滿頭銀絲，不變的除了他依舊的閩南口音，還有扎根育種一線的耕耘。譚聯望，平日里總喜歡揣摩那些“病態”棉花。正是他育出的“中棉所12”（穩定新疆棉區的重要貢獻品種）。

而今，這種“甘于奉獻、寂寞科研”的精神正在年輕中棉人身上延續。

漂亮的武漢大學博士馬小艷，為了愛情來到這里。她選擇了研究棉間雜草，有人替她這個年輕博士惋惜，她的回答卻非常堅定而自信：“雜草雖冷門，卻不可或缺，中棉所理應有人去做。”

如今，隨著國家棉花主產區的西移，新一代中棉人創制了抗旱轉基因棉花新材料，正奔赴新疆、內蒙古等地，將科研大本營向“邊緣化、鹽堿化、沙漠化”的方向轉移。

那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卻將畢生事業奉獻給豫北的第一代中棉人邢以華如是說：“我們這群人啊，就像是種子，國家哪兒需要，我們就在哪兒扎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