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大豆波瀾再起，作為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力挺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黃大昉被“反轉派”稱作“首席轉基因推手”、“美國轉基因間諜”。黃大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國內外“轉基因爭議”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學術之爭，而有十分復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背景。
就爭議的激烈程度和影響范圍而言，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高技術領域，能夠像轉基因一樣如此敏感、復雜卻又難以回避。
6月13日，中國農業部批準發放三個轉基因大豆進口安全證書的消息剛一發出，一直暗流涌動的轉基因爭議再掀波瀾。環境影響和食用安全歷來是“挺轉派”和“反轉派”的分歧焦點，然而在最近的這次“轉基因風波”中，雙方卻似乎達成了一個相同的看法：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在沖擊中國農業市場。
因在國內力主轉基因作物產業化，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黃大昉一直被外界視為“挺轉派”的代表性人物。面對爭議聲中舉步維艱的事業，他深感憂慮：“轉基因屬于高技術領域，買不來也換不來，只能靠我們自己發展。與國外技術研究和產業化的差距一再拉大，國際競爭中我們怕是會失掉自己的陣地。”
從事轉基因研究和推廣工作近30年，黃大昉見證了這項技術從學術界走向社會大眾過程中所經歷的風風雨雨，也切身體會到僵持不下的爭議給自己事業帶來的巨大沖擊。
親歷轉基因亂象
“走到今天，轉基因的問題滲透進很多非科學的因素，成為一種亂象。這僅僅影響到我個人倒也無所謂，但如果影響到科學的發展，那就不好了。”波瀾再起，黃大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國內外“轉基因爭議”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學術之爭，而有十分復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背景。
上世紀80年代，分子生物學飛速發展，以訪問學者身份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從事微生物分子遺傳研究的黃大昉首次接觸到轉基因技術。在孟山都公司介紹轉基因抗蟲棉的一場學術報告上，他領略到轉基因的“巨大威力”，并考慮將自己的專業領域從微生物拓展到農作物。
“從棉花本身的種質資源出發，是找不到抗蟲辦法的。將外部的抗蟲基因轉入棉花，就能徹底打破這一屏障，見效很快。”從事植物病理學研究20多年的黃大昉感到豁然開朗，決心回國后一定要將這項先進的基因工程技術加以應用。
彼時，轉基因被視為新技術革命的一個部分，其發展并不為社會公眾廣泛了解，學界內外也未對其安全性提出過多質疑。在此背景下，我國農作物轉基因研究開始提速，一系列研究項目先后被列入“863”計劃。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世界第一大煙草廠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次來華訪問時，轉基因作物安全性問題才引起了中國科學家的重視。在參觀位于河南省的一片抗病毒轉基因煙草試驗田時，來訪的美方人員提出，轉基因煙草的種植因健康威脅在美國引起社會爭議，已被嚴格限制，希望中方也能盡快停止種植試驗。
“事實上，他們的建議更多是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但也確實讓我們認識到，轉基因對環境和安全是有風險的。”當時，黃大昉作為“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委員，曾一同前往試驗田考察。從那時起，他意識到需要“兩手抓”—— 一方面積極推動技術發展，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環境和健康安全。
1996年，農業部頒布《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這成為我國第一個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黃大昉參與了這份條例的調研和制定，并開始涉足轉基因安全性評價和管理工作。
也正是1996年，全球轉基因農業的發展迎來分水嶺——在歐洲，以綠色和平為代表的非政府環保組織成為反對轉基因作物的急先鋒。瘋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發，加深了人們對轉基因作物的擔憂和抵制。“事實上，歐洲之所以反對轉基因，原因也很復雜。除了安全問題，還有國際貿易問題，一些宗教和政治集團也需要一個博弈的工具和借口。”黃大昉說。 “上世紀70年代轉基因技術成熟，80年代作物問世，90年代產業化加速。1996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70萬公頃，被視為大規模產業化的重要標志。”黃大昉認為，隨著轉基因技術的效益越加明顯，歐美地區一些環保組織的反對聲浪隨之開始高漲，其影響力逐漸蔓延至全球。
1998年，我國獨立自主研發的轉基因抗蟲棉正式得到國家發明專利授權，曾參與成果鑒定的黃大昉為之振奮。然而很快，國內就有人提出質疑，稱中國的轉基因棉花已經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嚴重破壞。
“他們的依據是那些國外傳聞，比如害蟲能夠產生抗性、植物間發生基因漂移、影響生物多樣性等。”黃大昉說，這些沒有根據的炒作讓科研人員很氣憤，但還是遵循國家的安全管理條例作了大量研究，證實沒有問題后，抗蟲棉最終在爭議聲中得以推廣。
黃大昉告訴記者，早在那時，一些研究抗蟲棉的科學家就已開始背負罵名，稱他們是“漢奸”、“美國賊”等。但黃大昉沒有想到的是，這樣的罵名和矛頭最終也會指向自己。
2009年，我國批準了自主研發的兩個轉基因水稻和一個轉基因玉米的安全生產證書，隨即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浪潮。
“光是水稻，我們就搞了11年安全性評價。可是再謹慎，反對的力量也在不斷壯大，最終還是爆發出來。”作為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力挺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的黃大昉被“反轉派”稱作“首席轉基因推手”、“美國轉基因間諜”……各種指責撲面而來。
“表面上看，好像科技界有兩種聲音。事實上，這已經不僅僅是科技界的事情了。”黃大昉看到，質疑已經超越了學術邊界，被染上了一層“陰謀論”色彩。而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則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更不知該相信誰。
“我覺得事實被歪曲了”
反對的力量，最終沖擊到轉基因作物研究領域科技人員的信心，很多人開始感到無奈而憂慮。
“原本是抱著國家農業科技進步的愿望，為增強國家實力做科研，結果受到各種各樣的質疑甚至辱罵，心里肯定不高興。”黃大昉直言，業內人士倍感壓力，看到一個接著一個研究成果出爐，同時又在一邊慨嘆：“原來那些好成果都不能產業化，新的成果又有何用？”
盡管爭議不斷，然而單就科技界內部的轉基因研究而言，國家并未停止支持，這多少讓科技人員感到幸運。2008年，作為國家中長期重大科技項目之一的“轉基因生物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正式啟動，計劃共投入兩百多億元人民幣。
很多人的看法是，科學家進行研究并無大礙，但只要提出產業化，立馬就會予以反對。
“假如轉基因作物真有說不清楚的問題，那我們就發展慢一點，先把問題搞清楚。但現在真實的情況是，轉基因作物問世30多年，大規模產業化17年，全世界有1.7億公頃的轉基因作物種植，每年也有上億人都在吃，產品貿易量達到幾億噸，目前確實沒有出現大家公認的問題。”黃大昉拿出一連串數據，說這些事實往往被忽視，反倒是一些傳說和謠言被四處傳播。
黃大昉所擔心的是，伴隨非理性爭議而來的猶豫不決會讓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和推廣停滯不前。“確實不僅僅是在考慮自己的科研事業，更重要的是它對國家的影響，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面對現狀，很多科技人員選擇埋頭做科研，并不愿意多說話。他們覺得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科研人員所無法解決的，“上面怎么說，怎么辦就是了”。
黃大昉則選擇了積極發聲，在各種場合介紹轉基因技術，試圖澄清謬誤，努力推動社會支持。在幾次科普講座現場，他也遭遇“反轉派”人士鬧場，受到當面指責。有人勸他說，人家那么罵你，又何必如此積極地站出來。
“我這個人可能就是愛較真，認死理。我覺得事實被歪曲了，特別是那些謠言，越不出來指明，越覺得自己心里很難安定。”對于扣在黃大昉頭上的那些“大帽子”，他說自己其實并不感到難受，只是感覺可笑，“如果我的觀點確實站不住腳，或者確實抓住我有不好的事情，那罵也就罵了”。
“你說我是賣國賊，我覺得我是愛國者，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義的。”黃大昉說他反倒是“越罵越勇”，對方不占理，就要讓大家看看真理在誰手里，“但沒必要去跟他們對罵”。
采訪中，黃大昉并不避諱那些尖銳的問題，始終直率而平靜。他覺得不論作為科學家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維護真理是基本的科學精神。
“對于轉基因，至今確實沒有發現無法控制的問題，只是有風險，需要作出很好的安全性評估和管理。怎么能把我們的認知、領導的決策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呢？”在黃大昉看來，這對于任何一個科學家而言，都是不應該允許發生的事情。
“對于未來，我是樂觀的”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黃大昉曾在農業部的組織安排下，參與有關轉基因作物問題的政協委員對話，一些政協委員同樣提出了諸多質疑。
“我們一一解釋，試圖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慮。”黃大昉通常會得到這樣的反饋：“你們為什么不早說？早說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相對于那些“鬧場”的意外，黃大昉經歷了更多這樣的場面，他也很享受這個過程。“由于我們的工作不到家，沒有把真實情況充分告訴大家，引起了誤會，所以我覺得更有責任去增進彼此的理解。”他體會到，一些似乎是反對轉基因的人士，其實也有著良好的愿望和出發點。
“即便是有惡意的攻擊，從反面講，也在激勵你堅守下去，不要自己退縮。何況不能一概否定所有的爭議。”質疑聲中，黃大昉也聽到了不少理性的聲音，并且給了他很多啟示。例如，一些從事環境保護的科學家聲明，他們提出質疑并不是要反對生物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只是擔心我們國家的安全評價和管理經驗不足，希望提高警惕。
在黃大昉看來，來自社會公眾的擔憂更多源于不了解真實情況。近年來，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科普方面，嘗試傳播“來自轉基因科學界的正能量”。
“高技術發展越來越快，可是我們的知識基礎和對科學的認知，遠遠落后于技術發展的速度。”年過七旬，黃大昉說自己能做一點科學傳播的工作就很高興了，并且希望科學家能夠形成合力，通過學會的力量開展更為有效的活動。
歷經一次又一次風浪，轉基因作物的發展至今處于巨大的爭議漩渦中，但黃大昉相信，在更長遠的歷史尺度上，這將只是短暫的“徘徊期”。
“對于轉基因作物的發展，我有這個信念。對于未來，我還是樂觀的。”黃大昉說他的判斷，是基于中國的國情和轉基因技術在全世界發展的真實情況。
前不久，黃大昉在題為《我國農作物生物育種發展戰略思考》的文章中，正是以大豆為例，說明了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的不可逆轉之勢。
黃大昉在文中說，近年因我國食物消費結構的改變，飼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長，而國內大豆種植面積有限且品質產量均不及國外優質高產轉基因品種，導致進口大豆數量劇增，2012年進口數量已達5838噸，占世界大豆出口總量的60%，不僅國內自給率降到18%，且大豆加工業也幾乎被國外資本控制。
這段話，為理解農業部最新批準發放的三個轉基因大豆進口安全證書，提供了一定的背景事實。
“生物技術的發展成為必然規律，不是因為反對就能停下來。我們應該盡量少走彎路，少受損失，少碰到大豆這種尷尬而無奈的局面。”黃大昉不止一次提醒，發展轉基因作物育種是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戰略選擇，而現在正處于關鍵期。
20多年前，在黃大昉決心轉向轉基因農作物研究時，他沒有想到這項事業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爭議，更不曾料到，自己會在持續不斷的爭議中被推至風口浪尖。
“自己的科研領域受到如此特別的關注，究竟是一種幸運還是不幸？”
“如果能夠重來，我還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因為它意義重大。”記者對面的黃大昉沒有過多思考，他如此回應記者最后的提問，“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要經過爭議，只是面對爭議，不同人有不同的態度。”
“我的整個事業發展確實受到了影響，但是它發人深省。”黃大昉補充說，科學家都有自己理想的目標，如果你認準了，即使碰到困難也決不會動搖。
記者手記
讓爭議回歸理性
轉基因是個極為復雜的話題，網絡中充斥的各種論戰就是明證。它始于科學技術，卻與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宗教、倫理、哲學生發出千絲萬縷的關聯。
盡管它如此復雜，卻并不妨礙人們為論戰雙方作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劃分，簡單歸結出“反轉派”和“挺轉派”的群體性標簽。而處于中間地帶者，則成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在圍觀中無所適從，不知該“挺”還是該“反”。
如一位多年從事轉基因報道的媒體同行所言，在轉基因領域，最不缺乏的恐怕就是來自各方的聲音。
然而吊詭的是，“挺”與“反”這兩種看似水火不容的立場，卻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轉基因問題的復雜性。不同立場下，個體的知識背景、職業身份、利益訴求等等復雜的問題，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
于是，爭論演變為“自說自話”，互相的聆聽和理解很難成為可能。也因如此，群體標簽下那些鮮活的個體經驗被遮蔽了，其中就包括致力于轉基因研究和推廣的科學家們。
黃大昉，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通過采訪，我們試圖了解這位被外界冠以“挺轉派”之名的科學家，其真實的經歷和觀點。常年從事轉基因作物評估和管理工作，也讓他對這一領域科技人員所面臨的處境有著更深地理解和體會。
我們看到，黃大昉并沒有激進的觀點和行為，他更希望傳達這樣一種理念：如同一切先進技術一樣，積極、理性的學術爭論也會有利于轉基因這一生物技術的進步和完善。
更為重要的是，黃大昉積極致力于轉基因基本知識和事實的普及，這讓我們明了：在復雜的轉基因爭論漩渦中，只有立足于事實之上的質疑態度和理性辯論，才可能經得起推敲。而這，也是“發聲者”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希望人們在選擇“挺”或“反”之前，都能盡己所能去了解事實，盡管這對你將持有何種立場恐怕毫無幫助。但是，如果你努力了解了事實，無論得出什么樣的結論，都不應當受到指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