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發展，董玉琛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正如她所說，“為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獻身是我的歷史責任，也是我最大的快樂”。
董玉琛（1926年-2011年）
著名作物種質資源學家，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學科奠基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1950年畢業于河北省立農學院（今河北農業大學），進入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今中國農業科學院）參加工作。1959年畢業于前蘇聯哈爾科夫農學院，獲農學副博士學位。自1959年，在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今瓦維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科學研究所）進修后，歷任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農學會遺傳資源學會理事長，中國作物學會常務理事、榮譽理事長，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委員會委員，國家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等。一生都致力于作物種質資源研究，為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我愿把一生的力量放在農業科學上”
董玉琛，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高陽縣邢家南鎮季朗村，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32年考入高陽縣兩級女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高陽縣城遭到日軍的轟炸和侵占。為了躲避日軍的掃蕩，董玉琛隨家人輾轉逃難。目睹日軍的暴行，給董玉琛幼小的心靈留下了痛苦而深刻的回憶。1938年冬，董玉琛被接到北平（今北京），與父母相聚。1939年3月，董玉琛考入志成中學女部。經歷了戰火中的逃難，董玉琛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埋頭苦讀。
1941年6月，董玉琛從志成女中畢業。9月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雖然在淪陷區日偽政權的統治下，但師生中已經有人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有不少進步學生。她們秘密傳閱《大眾哲學》等進步書籍，還在學校演出話劇《雷雨》，組織進步社團——海燕。在進步同學的影響下，董玉琛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從埋頭學習，不問世事到開始關心社會時事，追求進步。
1944年，董玉琛高中畢業，考入了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在這一年，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共有六名同學考入北京大學，她們大多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或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干部的親屬。其中與董玉琛一同考入藥學系的何釗，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大學一年級期間，何釗便秘密去了解放區。1945年10月，何釗從解放區回到北平，董玉琛積極向何釗詢問參加革命的原因和解放區的情況。何釗便毫無保留地與董玉琛分享在解放區的見聞感受，還推薦一些革命書籍和雜志給董玉琛。何釗經常與董玉琛一起分析各種社會現象，向她宣傳解放區的政策。在何釗的影響下，董玉琛逐步成為希望參與革命、參加黨的工作，去解放區學習的積極分子。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董玉琛和何釗一起辦壁報，宣傳進步思想，開展群眾工作。學習一年后，董玉琛感覺到有些課程不合自己的志愿。另外，她通過何釗得知當時北京大學農學院的地下黨組織力量薄弱。恰逢北京大學農學院招考編級生，董玉琛經過再三考慮后，決定和何釗一起轉到農學院。1945年9月，正值國民黨接收北京大學，管理比較混亂，董玉琛和何釗借機轉入農學院，董玉琛進入農藝系，何釗進入了農業經濟系。在轉入農學院農藝系二年級后，董玉琛覺得農藝系的許多課程都令她滿意，如有機化學、植物生理等課程都引起了她的極大興趣。從此，董玉琛開始與農業科學結緣。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董玉琛和何釗在北京大學農學院積極開展“反甄審”斗爭、組織成立“耕耘壁社”，出版壁報，團結群眾，并介紹同學去解放區。通過參加一系列的革命活動，董玉琛更加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她看到身邊的共產黨員作風正派、待人誠懇，尤其是共產黨人“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董玉琛便暗下決心要向共產黨員學習，爭取早日成為他們中的一員。1945年12月12日，在何釗和李龍的介紹下，董玉琛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1946年3月12日，董玉琛通過了組織的考察，順利轉為正式黨員。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大舉進攻解放區，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統治區亦掀起了“白色恐怖”的高潮，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抓捕、屠殺共產黨人。在北京大學，學生和進步分子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嚴格監視。何釗身份不幸暴露，組織上要求她立刻轉移到張家口解放區去。董玉琛雖然沒有暴露，但懷著對解放區的強烈向往，她主動要求與何釗一起奔赴解放區。經組織同意后，她們向解放區進發。根據組織安排，她們先到保定安國，聯系上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然后由林鐵書記派人將她們送到城工部。在接到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示后，董玉琛和何釗便收拾行裝，秘密離開學校。她們先坐火車到達保定，然后坐膠皮轱轆車到安國，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接應了她們。在集合了從各地分批到達的20多人后，她們被一起送到了冀中區蠡縣。到蠡縣后，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派來了交通員魏嘯天，負責帶領她們穿越平漢鐵路封鎖線。據何釗回憶，當時的平漢鐵路已經中斷，鐵路兩旁有國民黨挖的封鎖溝，每隔三五里地就有國民黨的炮樓，要穿越封鎖溝十分危險。她們在民兵的護送下，來到封鎖溝附近，為了防止暴露，她們將白毛巾、白茶缸子都收到背包里，而為了防止被敵人沖散，她們定好了統一的接應暗號和集合地點。在一切都布置妥當后，她們趁著夜晚天黑，依次溜下封鎖溝，但由于封鎖溝又陡又深，再爬上去非常困難，在對面接應的民兵就一個一個地將她們拉上去，才通過了封鎖溝。剛過封鎖溝，還沒有脫離危險，她們不敢懈怠，連夜趕路九十里到達了平西。平西是山區，道路難走，又趕上了雨季，泥石流多發，隊伍走走停停，有時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行進速度很慢。直到8月份，她們才到達位于張家口的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見到了城工部部長劉仁。不久，根據戰爭需要，解放軍準備撤出張家口。劉仁在仔細了解各人情況后，決定在北平已經暴露的同志留在張家口解放區，沒有暴露有條件的同志回北平，繼續開展地下工作。何釗已經暴露了，只能留在解放區。董玉琛沒有暴露，家又在北平，組織上便安排她回北平。董玉琛在到達解放區以后，心情很暢快，希望能夠留在解放區工作，但組織上卻要求她回北平，她有些失落。董玉琛認為自己不適合在國統區工作，更適合在解放區工作。而且，自己已經失去了在北京大學的學籍，不知道回去該做什么，她甚至認為組織上不照顧自己。由此，董玉琛產生了不愿意回去的情緒，并且在組織上和她談話時，哭過數次。不過，董玉琛最后還是服從了組織的安排。8月下旬，她在青龍橋火車站坐上了回北平的火車。
董玉琛回到北平后，由于沒有參加北京大學的期末考試，失去了學籍。她只能暫時閑住在北平的家中。由于沒有能夠留在解放區工作，董玉琛在家時的情緒還比較低落，加之她沒有獨立開展革命工作的經歷，與組織的聯系便少了。正在董玉琛著急的時候，她的地下領導人告知她去報考河北省立農學院。董玉琛在后來回憶時曾寫道：“這個學校是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冬恢復招生的。我以為自己以后就要以革命為職業了，只要有個接近群眾的身份就好，盡管我在北大已讀完二年級，還是愉快地考入了河北農學院一年級。”1946年11月，河北省立農學院舉辦招生考試，經組織安排，董玉琛報名參加了考試。1947年1月，董玉琛順利考入了位于保定的河北省立農學院（今河北農業大學）農藝系。
在河北省立農學院（今河北農業大學），董玉琛一方面堅持革命工作，一方面系統學習農業科學知識。在保定解放前夕動亂而危險的環境下，董玉琛通過組織音劇社團結群眾，并介紹同學去解放區。保定解放后，董玉琛擔任河北省立農學院解放后第一個黨支部的第一任支部書記、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河北農學院支部書記，直至畢業離校。在學習上，董玉琛認真刻苦，取得了優秀的成績。通過在河北省立農學院的四年學習，董玉琛系統地掌握了農業科學知識，為以后從事農業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董玉琛也加深了對農業科學的興趣，樹立了獻身農業科學研究的志向。她在1950年的《自傳》中寫道：“我愿把我一生的力量放在農業科學上，但是自己的知識是太有限了，又是太粗淺而不結合實際了。我下定了決心，要從頭學習，深入鉆研，用科學來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好。”
留學前蘇聯，情定作物種質資源
1950年，董玉琛大學畢業后來到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今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系，擔任技術員。此時，新中國剛剛成立，董玉琛非常高興，她決心在科研崗位上報效祖國。她先后參加了“中央農業部農業技術考察團”“米丘林農業植物選種及良種繁育講習班”，由于工作突出，董玉琛被國家選派到前蘇聯學習。1954年，在以優秀的成績完成北京俄文專修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習后，董玉琛被派往前蘇聯南部的哈爾科夫農學院（今烏克蘭哈爾科夫國立農業大學）攻讀副博士學位。
在前蘇聯老師和同學的熱情幫助下，董玉琛很快適應了哈爾科夫農學院緊張的學習和生活。在研究方向的選擇上，雖然在出國前，董玉琛更傾向于學習棉花選種與栽培，但當組織上安排她學習小麥育種的時候，她服從了組織的安排。
董玉琛的導師是前蘇聯著名小麥育種學家、院士В.И.尤利耶夫（Юрьев），但當時尤利耶夫年事已高，對董玉琛的學習只做原則性的指導。董玉琛的學習和科研主要由副導師伊里銀斯卡亞·層蒂洛維奇具體指導。伊里銀斯卡亞·層蒂洛維奇工作嚴謹，和藹可親，她要求董玉琛牢記科研的每個環節都必須十分嚴格，教導董玉琛如何科學分析調查數據，逐字逐句地為她修改論文，盡心幫助董玉琛提高科研能力。董玉琛的研究題目是“冬小麥正反交雜種越冬性的形成”。1955年冬天，前蘇聯哈爾科夫地區遭遇凍害，冬小麥全部凍死了，董玉琛的試驗麥苗也沒有幸免。董玉琛的試驗陷入了困境，她有些氣餒，甚至想轉做棉花。但是，天無絕人之路。1956年春季，董玉琛利用空閑時間出差到奧德薩全蘇育種遺傳研究所，在那里，她的試驗迎來了轉機。奧德薩全蘇育種遺傳研究所副所長D.A多爾古辛院士在聽到董玉琛遇到的困難后，主動提出為董玉琛提供做小麥雜交的試驗材料，并幫她選配雜交組合。這樣董玉琛的試驗得以繼續，在試驗迎來轉機的同時，董玉琛又迎來了留蘇期間的一件重要事情。1956年2月，朱德元帥以團長的身份率領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友好訪問蘇聯。2月12日，為慶祝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6周年，朱德應邀到莫斯科電視臺向電視觀眾講話。在朱德訪問蘇聯期間，接見了在蘇聯的留學生，董玉琛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見，并留下了珍貴的合影。
在試驗完成后，為了更好地收集資料撰寫論文，董玉琛于1957年10月來到莫斯科列寧圖書館，查閱資料撰寫論文。在莫斯科期間，她借住在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的中國同學宿舍里，每天乘坐公共汽車和地鐵去列寧圖書館，查閱俄文文獻，撰寫論文。這樣一直持續了約一個月的時間，她閱讀了大量的文獻，并寫成了論文的初稿。在這期間，董玉琛還巧遇了毛澤東主席訪問前蘇聯。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學禮堂，董玉琛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聆聽了毛澤東主席充滿激情的演講。她在留蘇回憶手稿中記載了這段珍貴的經歷和當時激動的心情。“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我喜出望外地遇上了毛澤東主席接見我國留蘇學生。11月16日我從列寧圖書館回到學校宿舍，看到中國同學個個喜氣洋洋，談明天毛主席要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留學生，我們興奮得一晚上都沒睡踏實。第二天大早，天蒙蒙亮，我們便成群結隊地奔向莫斯科大學。到了那兒，大禮堂里早已坐滿了人，我們幾個人趕緊跑到樓上去，擠到前面，為的是看得清楚些，等待幸福時刻的來臨。大約9點多鐘，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來了，頓時整個禮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毛主席沒有坐下，始終在主席臺上走來走去。他講了不少話，但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我聽懂的不多，好像說現在世界上有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就是蘇聯……然后講了那句對青年人的名言‘世界是你們的，……’會散了，我們幾天都沉浸在幸福的歡樂中。”
在董玉琛留蘇期間，國內正在開展農作物種質資源的收集與整理工作，由于當時我國作物種質資源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缺乏專業的科研人員。而在著名植物學家瓦維洛夫的領導下，前蘇聯已將作物種質資源建設成為一門學科，并開展了一系列研究，許多方面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在董玉琛博士論文答辯前夕，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領導來信，希望正在前蘇聯留學的董玉琛，畢業后就近學習前蘇聯對作物種質資源管理和利用的經驗。董玉琛得知這一消息后，經組織同意，聯系了在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今瓦維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科學研究所）工作的專家伊萬諾夫。1959年1月，在伊萬諾夫的推薦下，董玉琛用留學期間省吃儉用攢下的生活費，自費來到了位于列寧格勒的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進修。正是這段進修經歷，讓董玉琛將此后的研究方向確定在作物種質資源上，并堅守一生。在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董玉琛著重了解小麥種質資源，并到研究所的每個系室訪談，了解他們的研究目標、設施條件、主要成果以及工作經驗。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的成就深深地感召了她，特別是看到該所保存的30余萬份材料的種質管理有序和豐富多彩的標本室時，更使她熱愛上了作物種質資源這門學科。她深知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認識到“作物種質資源是千百年來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產物，是改良作物品種的基因來源，任何種質一旦從地球上消失，它攜帶的基因便不能再人工創造出來。”從此，董玉琛將研究方向確定在作物種質資源，并為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發展貢獻了一生的精力。
“為科學獻身是我的歷史責任”
1959年5月，董玉琛從前蘇聯學成歸國，回到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擔任原始材料室副主任。從此，董玉琛在我國作物種質資源研究和學科發展上奉獻她的智慧和精力。1959年，她首先提出將“原始材料”改為“品種資源”，并得到了科技界的認可和接受。此后又在第一次全國育種工作大會上提出了中國作物品種資源工作的任務以及國內收集、國外引種（檢疫）、保存、登記編號、建立檔案、特性鑒定、深入研究、編制品種資源目錄、編寫品種志、提供利用等種質資源研究的工作細則，為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董玉琛帶領課題組的成員研究、保存和利用小麥種質資源，為“歐柔”等小麥優良品種在全國小麥育種中發揮重大作用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文革”期間，她依然堅持作物種質資源的研究，帶領課題組成員更新保存了大量小麥種質資源，組織編寫了《全國小麥品種資源目錄》、翻譯了瓦維洛夫的名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1982年出版），還與同事合譯了前蘇聯烏克蘭栽培育種遺傳研究的С. В.拉賓諾維奇所著《小麥的現代品種及其系譜》（1977年出版）和全蘇植物栽培學研究所主要小麥專家編寫的《世界小麥》（1982年出版），并與許運天合著現代農業科學講座叢書《作物品種資源》（1981年出版）。這些譯著對我國小麥育種和品種資源研究起到了相當大的借鑒和推動作用。
1978年，我國作物種質資源研究迎來恢復和發展的時機。董玉琛積極推動成立作物種質資源的研究機構——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協助召開全國品種資源工作會議，參與學術刊物《作物品種資源》的創建，出國考察交流，建議改進我國作物品種資源工作，促使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工作體系逐步形成。在董玉琛的建議和不懈努力下，1986年，我國建成了可保存40余萬份種質資源的現代化國家種質庫。此后，我國作物種質資源研究進入大發展階段，董玉琛學術生涯也進入巔峰時期。在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發展上，她主持制定了全國作物種質資源繁種入庫的技術路線，完成了30余萬份作物種質資源的編目、繁種和入庫，為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她首次系統闡明了作物種質資源的含義、工作內容和程序等，并構建了作物種質資源的工作體系，為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作物種質資源的考察收集和研究上，年近60歲的她先后帶隊開展了對我國云南、新疆和北方地區小麥野生近緣植物種質資源的考察收集，她指導學生發現了小麥屬間雜種染色體自然加倍的種質，為大量進行人工合成小麥創造了條件；開展了廣泛的小麥遠緣雜交，成功實現了小麥屬間雜交；帶領團隊制定了我國農作物種質資源技術規范，構建了我國小麥核心種質，并對我國小麥遺傳多樣性開展了深入研究。她的很多研究都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使我國作物種質資源的研究水平處于世界前列。在董玉琛主持（或參與）完成的研究項目中，共獲得近十個國家、省部級的科技進步獎勵，其中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集體）1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項。1999年，董玉琛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董玉琛在學術上循序漸進、勇于創新，為人襟懷坦蕩、淡泊名利，為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發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貢獻了她畢生的才智。對于我國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的發展，董玉琛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正如她所說，“為作物種質資源學科獻身是我的歷史責任，也是我最大的快樂”。在董玉琛年逾八旬之時，她還表示，“我仍愿和全室同志、全所同志，乃至全國同志一起，在學中干，在干中學，為我國的作物種質資源事業奉獻余生，報效祖國”。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
1979年董玉琛（騎馬者）在滇西北考察小麥種質資源。
董玉琛（左六）與學生們在試驗田。
董玉琛（中）在實驗室指導學生張學勇、孔秀英實驗。
1948年10月，大學學習期間董玉琛與同學留影 （右二為董玉琛）。
董玉琛院士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建院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同志們，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歡聚一堂，慶祝我們中國農科院建院50周年，我非常高興。在這喜慶的日子里，我作為一名在中國農科院成長起來的科技工作者，不禁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回想中國農科院50年的歷程是不平坦的，特別是前20年。遭受多次精簡和恢復，有一次，原作物所這樣一個農科院的大所，由一百多人精簡到只剩58人。以后剛剛恢復元氣，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所下放到各省。作物所和蔬菜所、農經室下放北京市。植保所去了河南，土肥所去了山東，畜牧所去了青海，一去就是八年。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這一年中國農科院收回了下放所，作物品種資源所應運誕生了。此后的30年就一年比一年好，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自己在中國農科院50年，受到了培養和錘煉，由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青年成長為一名農業科學家。這些年里，我4年多在國外學習，前后4年多在農村蹲點，10年多到野外考察，每年去一兩個月。其他，大部分時間在試驗地、實驗室工作，有時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我對農業科研工作的體會是要腳踏實地，勇攀高峰。腳踏實地就是立足于我國農業生產的大地，實實在在地工作；勇攀高峰就是發揚我國農業的優勢，吸取世界先進經驗和最新成就，在解決一個個農業生產上的技術難題時，解放思想，精益求精，不停地追求達到科學高峰。
現在我已經很少在科研第一線工作，我已經80多歲。但是，我深深感到我們非常幸運，因為正生活在國家欣欣向榮的年代。我國科研形勢空前好，我院科研條件空前好，我院科研經費空前多，我院科研隊伍空前強。特別是最近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等等建國方略，這就讓我們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我衷心希望我院的全體科研人員緊緊抓住這難得的大好時機，振奮精神，拼搏奉獻，團結全國農業科技工作者，共同為我國的振興作出輝煌貢獻。祝大會圓滿成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