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發展生態低碳農業，賡續農耕文明”。這一重要論述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闡釋相呼應，是中國式現代化在農業領域的進一步具體和深化。它明確了中國特色的農業強國的內涵和具體路徑，就是要汲取農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以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為抓手，促進農業發展方式從密集型和集約型向生態化和低碳化轉變。
中國農耕文明延續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續性。一百多年前，美國土壤物理學之父富蘭克林·H·金創作了著名的《四千年農夫》，闡釋了東方農業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精髓。數千年來，中國的農業在支撐高密度人口的同時，維持了高度的可持續性，地力沒有受到破壞，源于幾千年以來中國農民對于農業本質的深刻理解、把握和傳承。
在農業實踐中，中國農民不斷調整農作物與周邊自然環境的關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資源來維持高強度的種植制度。探索了多種維持地力永續的方式，如自古以來就施行的豆科作物與其他作物輪作，將運河污泥、燃料灰燼、人畜糞便最大限度還田的養分循環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業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聯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這些農業生產模式在維持農地最大產出的同時，將對農耕資源的保護發揮到了極致。
照搬西方的農業發展模式，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遭受挑戰。受到20世紀下半葉在全球掀起的農業綠色革命思潮的影響，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加速了化學農業的進程。從1988年到1998年，中國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內連續上升了兩個千萬噸臺階，在糧食產量大幅增加的同時，也開啟了農業種養分離的過程。化肥、農藥替代了人畜糞便，機械替代了役畜，農業養分循環的閉環被打破，傳承幾千年的可持續農業體系在短短三十年間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西方發展低強度的農業系統不同，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注定了中國農業需要通過高強度的作業方式，來支撐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經濟發展的需求。實踐告訴我們，一味照搬西方的農業發展模式在中國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強調要立足“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發展生態低碳農業，賡續農耕文明”，實則是對中國農業發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構，為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從以往的發展“綠色農業”到今年提出的“生態低碳農業”，意味著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的進一步豐富。“綠色農業”的著力點在減污，而“生態農業”則意味著既要減少污染排放，還要維持農田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低碳則表示要減少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提高農業的氣候韌性。可見“生態低碳農業”的提出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全面升級，也將為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現代技術與傳統農耕文明結合，重構可持續生態農業。中國農耕文明體系是在長期的人口資源壓力下，經過長達4000多年的演化逐漸成熟起來的。傳承農耕文明是擺脫對化學農藥的路徑依賴，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時至今日，中國農業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和新問題，在城鎮化、工業化背景下，中國農村非農化、兼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很難再回到那種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生態農業模式。
現代的工程技術與傳統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相結合是農耕文明延續和傳承的必然舉措。一方面要繼續探索和改進適應各地水土資源條件的間作輪作、生態復合種養以及種養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現代的科學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借助數字農業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大力開發有機肥制備、土壤改良、廢棄物處理和利用、生物農藥制造等新工藝，促進智能化控制系統與工程化設備的研發推廣，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種養循環模式。
增強政策間的協同性，促進農業發展的生態化和低碳化。減污、降碳、生態、保供協同推進，是未來農業政策體系面臨的新挑戰。應繼續推動化肥農藥減量減施等綠色低碳相協同的政策和技術的推廣，加大對生態低碳的生產模式以及關鍵技術的研發力度。促進植樹造林、牧場管理和濕地恢復等基于自然的解決路徑的實施。增強農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保護，促進增產擴面工程與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的協同，發展適度規模農業，在修建大型農田水利設施以及高標準農田建設的過程中，應注重對水系、濕地等生態廊道的保護。制定以生物多樣性指標為補償標準的生態補償計劃。在消費端，通過減少損耗和浪費、促進食品廢棄物回收利用推動農業系統的減排固碳。加大對氣候適應型作物品種、農業生產模式以及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