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加工業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帶動三農發展的“火車頭”,如今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產品加工業仍然存在創新與需求脫節、核心技術裝備落后、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體制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問題。
為進一步整合科技資源,積極開展聯合協作攻關,日前,由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主辦的“2020年全國農產品加工院所長座談會暨首屆農產品加工青年科技論壇”在哈爾濱召開。來自全國農產品加工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為加快農產品加工技術成果轉化建言獻策。
把脈轉化“痛點”
“2019年,全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2%,這標志著我國農業從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邁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的新時期。”在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成果轉化處處長嚴建民看來,縱觀世界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發展經驗,都走過一條高質量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之路。
然而,嚴建民同時提出,我國的農業學術發展雖然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公開發表的頂級學術論文、發明專利、標準、品種等數量每年遞增,但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卻不高,高質量應用在實際生產中少之又少。
對于農產品加工領域而言,隨著研發力度的增強,一大批有影響、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陸續得到應用,比如儲藏與保鮮技術的推廣就讓果蔬及肉食品供應期明顯延長。然而,成果轉化過程中依然有諸多“痛點”。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所長王鳳忠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不同于農業中的其他領域,農產品加工的很多成果需要進行中試孵化后,才能走進工廠進行生產,但中試基地正是我國相對欠缺的短板,這也導致很多成果轉化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時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此外,創新與需求脫節的問題在農產品加工領域也較為明顯。正如嚴建民所述,發達國家成果轉化的路徑是從市場出發找技術,而國內卻恰恰相反,是從技術出發找市場。王鳳忠也坦言,由于供需不清楚,農產品加工領域中有很多科學家在閉門造車,自己想象著某項技術會產生什么需求,最后卻發現,這些成果并非是企業所需。
此外,農產品加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約占制造業的18%,但是,該產業的核心裝備卻整體落后發達國家至少20年以上,這也是該產業最大的“痛點”之一。
“核心設備的壟斷對農產品加工業產生的影響顯而易見,同時也說明了我國在這方面的科技創新能力上存在缺口。”王鳳忠對記者表示,農產品加工領域深受技術裝備的制約,特別是在乳品業,大型企業的設備基本來自國外,國產化設備大多只用于一些輔助設施。
不僅如此,成果轉化制度的不健全、農業科研單位職能定位不清晰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業科技的產業化進程。
嚴建民表示,最近幾年,國內雖然出臺了很多有利于科研院所科技創新的舉措,但基本局限于創新的要素,如人才、資金或科技成果轉化。實際上,當前阻礙科技創新的主要問題是科研院所管理體制不順,并導致單個創新要素無法形成有機組合,從而影響了創新能力和效率的發揮。這一點,王鳳忠感同身受。
把論文寫在產品上
王鳳忠表示,舉辦此次會議,也是希望能通過面對面溝通交流的形式,繼續謀劃“十四五”重大科研計劃,促進院所之間的聯合協作攻關,同時啟動青年科學家托舉工程,探索解決科研領軍人才接續的問題。
對于“十四五”的發展重點,王鳳忠表示,首先要加大核心技術和裝備的開發力度,加強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與新型農產品加工裝備的結合,推進加工設備的集成化、智能化、信息化,提高我國農產品加工裝備水平。
同時還要推動農產品加工走向“高尖精”的發展路徑。為此,王鳳忠根據加工程度不同提出了“三刀模式”,第一刀用于農產品產地初加工,主要解決倉儲物流、減損保鮮、分級分選的問題;第二刀用于食品加工和制造領域,解決農產品提質增效的問題;第三刀用于精深加工,實現產品增值。
嚴建民表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注重五大創新體系建設,包括成果供給體系、新型研發平臺體系、公益性技術服務體系、市場化技術轉移體系、績效評價制度體系。特別是在市場化技術轉移體系建設中,要注重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與人才隊伍建設,探索項目制職業經紀人聘用機制,建立懂技術、懂市場的職業經紀人隊伍,開展技術經理人培訓,推進院技術轉移中心專業化運營。
王鳳忠也指出,青年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培養平臺也有成長期,二者相輔相成。一方面是人才托舉機制要更加有序,另一方面也請年輕人沉下心來,甘于坐“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