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來，我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每年3月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兩會，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積極發言、撰寫提案和接受新聞媒體采訪等，自己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所關注的視野也更加寬廣。
身為中國農業科學院果樹研究所所長的劉鳳之此次已經是第二回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了。而他履職地方政協委員，已經有十幾個年頭。
身為中國農業科學院果樹研究所所長的劉鳳之此次已經是第二回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了。而他履職地方政協委員，已經有十幾個年頭。
對于政協委員這一職務，他深感責任重大。為保證“建言獻策”的高質量，他的提案往往源于自己的農業專業領域，同時注重和社會問題的結合。
一方面，他長期處在農業科技工作一線，實地調研了解的情況成為其提案的基礎。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系統內，果樹研究所是京外所之一，而且是少有的地處縣級市的國家農業科研單位。盡管條件相對艱苦，但也使劉鳳之的調研更加“接地氣”。
另一方面，他還擔任九三學社遼寧省葫蘆島市委員會主委、葫蘆島市政協副主席，通過九三學社和地方政協系統搜集調查社會、民生熱點問題，使自己的提案不僅限于農業專業領域。
近年來，通過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劉鳳之就加快我國農業科技創新、促進非耕地高效農業發展、加大對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支持、關注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及教育、民生等多個方面提交提案達20余件。
在這些提案當中，他最為關切，并多次完善、反復提出的，便是農業科技體制改革領域調整擬轉企國家農業科研單位屬公益性定位的建議。
2002年科技部等啟動了國家農業科研體制改革，將農業部直屬66個國家農業科研機構實行分類改革，約50%的32個研究所定位為非營利公益性農業科研單位，其中強令將以公益性研究工作為主的22個研究所整體轉制為企業。
劉鳳之調查發現，改革實施10年來，這批被要求整體轉制為企業的國家農業科研單位雖然由于種種原因，現仍保持為擬轉企的農業科研事業單位，承擔的主要工作職責是國家公益性科研任務和科技推廣服務工作，但它們同定位為非營利公益性的農業科研單位相比，已在多種渠道上均得不到國家財政穩定支持，無國家農業科技創新編制。
“由于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開發創收求生存已成為這些農業科研單位的重點任務，甚至擠占科研課題經費彌補人員經費等，導致此類單位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下降。”劉鳳之說。
他認為，農業科技工作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等公益性特征，“一刀切”式的轉企改制，會對農業科研造成不利影響。
盡管調研工作復雜而艱苦，但對于近年來提案取得的效果，劉鳳之深感欣慰：“尤其使我感動和自豪的是2009年我提出的《關于促進我國農業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的建議》的提案得到了農業部的高度重視，發布實施了《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法》，全國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有了法律保障和得到各級財政的專項支持后得以蓬勃發展。近幾年我國農業的產業化和組織化水平迅速提高，已為促進我國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
一方面，他長期處在農業科技工作一線，實地調研了解的情況成為其提案的基礎。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系統內，果樹研究所是京外所之一，而且是少有的地處縣級市的國家農業科研單位。盡管條件相對艱苦，但也使劉鳳之的調研更加“接地氣”。
另一方面，他還擔任九三學社遼寧省葫蘆島市委員會主委、葫蘆島市政協副主席，通過九三學社和地方政協系統搜集調查社會、民生熱點問題，使自己的提案不僅限于農業專業領域。
近年來，通過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劉鳳之就加快我國農業科技創新、促進非耕地高效農業發展、加大對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支持、關注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及教育、民生等多個方面提交提案達20余件。
在這些提案當中，他最為關切，并多次完善、反復提出的，便是農業科技體制改革領域調整擬轉企國家農業科研單位屬公益性定位的建議。
2002年科技部等啟動了國家農業科研體制改革，將農業部直屬66個國家農業科研機構實行分類改革，約50%的32個研究所定位為非營利公益性農業科研單位，其中強令將以公益性研究工作為主的22個研究所整體轉制為企業。
劉鳳之調查發現，改革實施10年來，這批被要求整體轉制為企業的國家農業科研單位雖然由于種種原因，現仍保持為擬轉企的農業科研事業單位，承擔的主要工作職責是國家公益性科研任務和科技推廣服務工作，但它們同定位為非營利公益性的農業科研單位相比，已在多種渠道上均得不到國家財政穩定支持，無國家農業科技創新編制。
“由于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開發創收求生存已成為這些農業科研單位的重點任務，甚至擠占科研課題經費彌補人員經費等，導致此類單位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下降。”劉鳳之說。
他認為，農業科技工作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等公益性特征，“一刀切”式的轉企改制，會對農業科研造成不利影響。
盡管調研工作復雜而艱苦，但對于近年來提案取得的效果，劉鳳之深感欣慰：“尤其使我感動和自豪的是2009年我提出的《關于促進我國農業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的建議》的提案得到了農業部的高度重視，發布實施了《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法》，全國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有了法律保障和得到各級財政的專項支持后得以蓬勃發展。近幾年我國農業的產業化和組織化水平迅速提高，已為促進我國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