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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開始從事轉基因研究時，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禎沒有料想到，如今他要用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來做轉基因科普，也沒有料想到當初被認為能改變傳統農業面貌的技術，會面臨如此洶涌的反對浪潮。

    近日，科技日報社與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合展開的問卷調查顯示，由于誤解相關知識和信息、不信任管理部門和科學共同體等原因，我國公眾對轉基因的接受態度持續走低。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人們的印象中轉基因是先進的技術，是好的東西。甚至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款香煙的商標就是‘轉基因’。”朱禎說。然而，進入世紀之交，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悄然轉變。尤其是轉基因重大專項2008年實施以來，轉基因技術以及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在我國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輿論考驗。

    轉化不了的成果

    直接受到輿論影響的，是我國轉基因技術成果的應用轉化與相關產品的產業化研究。

    調查顯示，僅25.7％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支持在我國推廣種植轉基因水稻，18.9％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愿意吃轉基因食品。“由于輿論反對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我國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無法交給企業，無法進入產業化流程。”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姜韜說，生物育種是一門應用型學科，應用價值是評價成果的重要標準。“但現在的成果根本走不到應用這一步，更不要談產生應用價值，很多優秀成果、優秀的科研人員無法獲得認可。”

    不僅成果轉化不了，維護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以轉基因魚類來說，要保存研究成果就必須維護一定數量的轉基因群體。由于無法交給企業進行產業化，科研人員需要年復一年繁殖已有轉基因魚類、監測其生長和種群動態，僅是大面積魚塘養護和人工成本就會產生不小的重復投入。”姜韜說。

    科研人員擔憂的，還有我國在轉基因研究領域的領先優勢。抗植酸酶轉基因玉米一度被認為是距離產業化最近的轉基因作物。在2009年獲得轉基因安全證書之前，已經對其進行了9年時間的相關研究，但至今無法進入產業化流程。“由于不了解大規模生產應用的效果，我們無法根據產業鏈環節對其進行優化。比如在制造飼料工藝過程中，玉米中的酶對高溫的敏感度如何？是否需要轉入耐高溫的植酸酶基因？”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林敏說，世界其他國家也在進行轉基因玉米的研究，并根據大規模應用情況對相關基因性狀進行優化。“我國在轉植酸酶基因玉米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如果遲遲不能產業化，未來我們是否能繼續保持領先，我說不好。”林敏充滿憂慮。

    長不大的產業

    激烈的輿論，未定的產業化前景，讓曾對轉基因技術抱以熱望的種業企業感到彷徨。

    “我接觸過的種業企業中，大都覺得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遙遙無期。”林敏說，由于輿論導致的政策風險未定、產業化前景不明朗，我國的轉基因產業一直沒有更好地發展起來。“由于風險過大，小型種業企業不可能參與到轉基因作物產業化中，大企業投入轉基因研發推廣的資金也很有限，而國際種業巨頭僅一個企業投入轉基因作物技術與產品研發的經費，就超過我們全國的投入總和。”

    “我國與國外的差距，不是技術研究，也不是產品研發，而是缺乏從事生物技術產業的頂級企業參與，生物技術發展的市場前景沒有激發起企業的興趣。”中國工程院院士萬建民認為。

    然而，并非所有轉基因推廣企業因“反轉”輿論停滯不前。朱禎表示，1996年國際上三大種業巨頭企業僅占據國際種業市場8％的份額，2012年孟山都、杜邦和先正達三大種業巨頭市場占有額躥升到40％。“這三大巨頭同時也是國際上轉基因產品的主要研發者和轉基因種子的提供者。”朱禎說，“‘反轉’輿論反對在我國種植和推廣轉基因作物，而跨國企業卻可以通過出口轉基因農產品到我國的方式獲利。”

    在國外，跨國種業企業已經成為轉基因產業推進的主體。從轉基因作物推廣獲得的收益，使他們能反哺轉基因研究，例如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每年都投入10億美元以上開展轉基因作物技術與產品研發。而我國由于無法形成轉基因產業，政府一直無法從轉基因研發投資中退出。

    林敏說，應用型科研項目都對產業化目標有明確要求。但由于我國的特殊原因，相關項目中的產業化目標都因為安全性評價的不確定性，都變成了抽象的“具備產業化推廣應用的能力”。因此，課題可能驗收了，但產業化的腳步卻停滯了。

    長不大的轉基因推廣產業，與落后的應用水平之間，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負反饋循環。“轉基因技術應用得好不好和高水平的轉化平臺直接相關，在這個平臺上能進行基因轉化、評價、篩選等一系列工作。”林敏介紹說，國外的轉化平臺由大型種業企業主導，每年能流水線式地篩選上萬個候選功能基因。“而我國的大多數種業企業無力投資大型轉化平臺，許多科研單位由課題組自行建設，效率高的平臺每年也不過篩選幾十上百個基因。”

    產業化實體發展滯后，使人才消化也成了問題。在朱禎看來，這些年課題組的畢業生明顯沒有以前搶手。“2009年之前，針對轉基因的輿論環境還不算太糟，每年還沒到畢業季就有很多用人單位來課題組要畢業生。”朱禎說，近年來雖然畢業生出路還不錯，但都要在用人市場經過一番廝殺。“轉基因產業化實體做不起來，當然要不了那么多畢業生。”

    “很受傷”的科學家

    輿論在反對轉基因方面的固執，一度讓朱禎感到很困惑。“老鼠食用先玉335玉米死絕、廣西大學生食用轉基因玉米導致精子活力下降、美國人只生產不食用轉基因食品。”朱禎列舉了幾個風靡一時的轉基因傳言。他不理解“為什么錯誤這么明顯的謠言，在科學家解釋很多遍后還是有人相信”。

    “而且很多針對轉基因的討論，經常就演變成對科研人員的人身攻擊。”姜韜說，很幸運這些攻擊和污蔑沒有影響科研人員繼續從事轉基因研究的信心和進度，但對科研人員情感的傷害是巨大的。“即使是學生群體也受到影響。雖然他們大都很理性，但如果導師受到這樣的污蔑，沒有人在情感上能接受。”

    2013年3月，在中國生物工程學會的牽頭下，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臺成立，由30名轉基因研究人員擔任特聘專家，廣泛邀請科研人員與公眾、媒體定期展開科普交流。“面對強大的‘反轉’輿論，任何一名科學家的力量都顯得單薄。”作為農業生物技術科普宣傳平臺的負責人，朱禎如此解釋平臺成立的緣由。

    姜韜說，特聘專家們要把大量時間用于關注微信微博動態、與專家組成員溝通互動、組織和參加科普活動及風險交流，每年僅是郵件往來就有數千封，幾乎一度占據了專家們的全部業余時間。朱禎則坦言，自己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都被“貢獻”給了轉基因科普。“轉基因科普當然很重要，但這個主體原本是科學媒體人，我們多用些時間做科研不是更好嗎？”姜韜說, 而過去的轉基因風險交流都是針對人為的虛假信息，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的風險發生。

    在朱禎看來，這些付出顯然是值得的。“2014年以來，輿論環境在逐漸好轉。雖然反對聲仍然不斷，但已經有越來越多人能夠理性地參與到轉基因討論中。”朱禎說，“我們不反對批評，也不反對爭論，但我們秉持的原則是科學理性、實事求是和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