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式邦（1911—2010）
農業昆蟲學家，植物保護學家，中國害蟲防治、生物防治開拓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11年生于浙江吳興。1935年畢業于滬江大學生物系。1936年進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1949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動物系學習。1951年歸國后，先后在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防治研究室工作。
曾任聯合國糧農組織害蟲綜合防治專家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昆蟲學會理事等職。
農業昆蟲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邱式邦潛心研究害蟲防治70余年，一生致力于中國植物保護事業。早年從事害蟲防治工作時，邱式邦將理論學習和實際調研相結合，總結出蝗蟲、松毛蟲、玉米螟、大豆害蟲、甘蔗害蟲等多種農林害蟲的發生規律、預報預測方法、綜合防治技術等，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同時，他極有遠見地認識到過度依賴化學農藥的弊端，并從上世紀70年代起積極倡導綜合防治。他提出的“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理念在1975年被確立為我國植物保護工作的指導方針。
此后，邱式邦致力于推動生物防治學科建設，保護本土害蟲天敵，并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天敵資源引種交換業務。
從與一只小蟲的“緣分”開始
“邱爺爺，您為什么要研究昆蟲？”
1997年，“科學家，您好”攝制組的小記者們見到邱式邦時曾如此提問。當時的邱式邦已是86歲高齡，但談到畢生研究的昆蟲時，他思路依舊清晰，興致高昂。
“蟲癡”，即是那次訪談的主標題。蟲，正是邱式邦生命中的一大主題。
邱式邦1911年10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吳興縣（今湖州市），他的父親曾是中學教師。年少時，由于父親經常失業，家庭經濟困難，全家人只能住在上海閘北租來的一間小房中。
早在滬江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邱式邦對昆蟲的興趣就已初見端倪。有一次，他在花店看到了一盆熱帶植物，但吸引少年邱式邦的，并非是植物漂亮的花與葉，而是花中的一只害蟲。為了將害蟲帶回研究，少年花光了口袋里的錢方才租下那盆花。
1931年考入滬江大學后，因無力支付學費，邱式邦只能按照母親的建議去找親戚“商量”。他一開始找到了伯父，但當他告訴伯父想學習生物學后，伯父只是評價說：“就是學那個‘畫貓畫狗’的嗎？我看畫貓畫狗沒有什么出息?！蓖瑫r，建議他找個工作。所幸臨近開學時，邱式邦得到舅舅和一位中學時的好朋友的資助，這才得以進入大學。
大學時期，邱式邦再一次與昆蟲結緣。大學最后一年，恰逢昆蟲學博士劉廷蔚先生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回國，劉廷蔚循循善誘的講授風格深受同學歡迎。
在劉廷蔚的鼓勵下，邱式邦開始觀察校內的害蟲，閱讀害蟲防治的書籍，甚至利用劉廷蔚的工作室養蟲。1935年冬，邱式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次年他進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開啟了持續一生與害蟲相關研究。
對昆蟲的興趣、研究生物的執著、老師的指引，以及那些我們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故事，這其中促使邱式邦從事害蟲研究最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或許我們現在已無法得知這一問題的答案，抑或所謂答案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我們知道的只是少年邱同學甘愿為一只蟲拿出口袋中全部大洋的事實、青年邱式邦踏遍山野追尋蟲跡的執著、中年邱研究員在論文中描繪栩栩如生的直翅目昆蟲圖示的嚴謹，以及老年邱院士在談到昆蟲時如少年般明亮的雙眸。
1939年，廣西沙塘病蟲害組同事合影，二排右二為邱式邦。
從被動治蝗到科學治蝗
中國有深厚的農耕傳統。但自古以來，蝗災就不斷襲擾人類，對農業、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失，甚至是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誘因。蝗群所過之處遮天蔽日，寸草不留，故蝗災也和旱災、水災一同被稱為三大自然災害。近3000年以來，我國共發生蝗災1000余次，平均3~5年發生一次。如何滅蝗蟲守護一顆顆谷粒，是一個困擾了人類幾千年的難題，也是邱式邦奮斗一生的事業。
1938年，國民黨試圖“以水代兵”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洪水淹沒了豫、皖、蘇三省1400多萬畝農田。此后數年間，黃泛區飛蝗滋生，1944年，僅河南省飛蝗發生面積就有5800多萬畝。
“大概是認為我搞過一些別的蟲子治理、研究，‘中央’農業實驗所的領導吳福楨先生就跟我說，你治蝗蟲去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邱式邦開始深入黃泛區調查，著手治蝗研究。
那時候的老百姓采取人工撲打的方式治蝗，這對鋪天蓋地的蝗群肯定收效甚微。1947年，英國卜內門公司治蝗新藥六六六問世，時刻關注國內外蝗蟲防治最新動向的邱式邦立即將新藥引入，開展室內和田間試驗，結果顯示，這種防治手段效果極好，蝗蟲死亡率在90%以上。
邱式邦并未因此依賴此藥，而是繼續改進開發出“毒餌治蝗法”——將六六六粉與麥麩、玉米皮或南瓜絲等餌料混合，散布于被保護農田四周，毒殺蝗蟲。可惜的是，這些研究成果在當時并未得到重視和推廣。
1949年，邱式邦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入研究蝗蟲生理學，師從著名昆蟲學家Vincent B.Wigglesworth教授。他在劍橋期間工作認真細致，深得導師贊賞。研究課題結束后，導師希望他能留在英國繼續研究。
但邱式邦的心卻始終掛念著祖國。1951年，中國空軍采用飛機噴灑六六六治蝗，邱式邦在學校圖書館的《人民日報》上看到這一新聞后欣喜萬分，決定提前回國。幾個月后，他幾經輾轉經由香港到達廣東，終于回到了祖國。恰逢國慶，廣東省政府特別邀請他出席了10月1日的國慶觀禮活動。
為了能站在守護莊稼的“前線”，邱式邦放棄蝗蟲生理研究，轉而選擇進入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把實驗室安置在最艱苦的蝗災區第一線。在實際工作中，邱式邦發現，當時的國產六六六藥劑有限，而且噴藥器材不足，于是他再度拿出數年前研制的“毒餌治蝗法”。這一次，這項研究終于受到重視，因為省藥、省工、經濟、簡單等諸多優勢，“毒餌治蝗法”迅速得到推廣，并在極短時期內成為主要的治蝗方法之一。
盡管治蝗工作受到新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由于長期缺乏對蝗區的基本調查，全面規劃治蝗工作難以有效進行。為攻克這些問題，邱式邦和他的小組跑遍了江蘇、安徽、山東、內蒙古、河北、河南等主要飛蝗發生地，收集了大量資料。
1952年，邱式邦建議在蝗區設立長期偵察組織，組織專人進行查卵、查蝻和查成蟲（簡稱“蝗蟲三查”），這項提議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重視。但因為蝗區面積廣大，且多為貧困地區，靠培訓技術人員進行偵察極不現實。為解決這一問題，邱式邦等人在山東蝗區忙碌數月，想方設法培訓不識字的農民進行蝗情偵察。他們的嘗試成功了。
195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蝗蟲三查”機制得到大力推廣，從此改變了被動治蝗的局面，中國開始走上科學治蝗的道路。我國的害蟲預測預報制度邁出了一大步。
如今，經過幾代科學家的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建立了蝗蟲實時監測預警技術體系，并將化學防治、生物防治和生態學治理相結合，基本實現了蝗蟲的可持續治理。我國的糧食安全也因此得到極大保障。
1946年，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工作人員合影，左六為邱式邦。
從化學防治到綜合防治的轉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化學防治手段在國內外的廣泛應用，農藥的弊端逐漸浮現出來。1962年，美國學者蕾切爾·卡遜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問世，該書描述了過度使用農藥化肥對生態系統的危害，因其文筆生動，有理有據，故一經出版即震動世界，甚至影響了一些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從這一時期開始，生物防治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植物保護手段，再次獲得了植保工作者的關注。
生物防治指通過引入一種或幾種生物，對另一種生物的生存繁衍進行有效控制。這一手段不僅能降低有害生物的種群密度，還能提升當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且不會像農藥那樣產生大量污染。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邱式邦就開展過松毛蟲、玉米螟等害蟲的一些生物防治研究。但由于當時的中國農業落后，且戰火連綿，他的研究未能深入進行下去，也沒能引發太多關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邱式邦注意到化學防治的弊端，提出必須重新探討我國植物保護工作方針，應該大力加強害蟲綜合防治，特別是生物防治的工作。
1974年，全國農作物主要病蟲害綜合防治討論會在廣東韶關舉行。邱式邦將多年來進行害蟲防治的心得體會總結為報告《學習綜合防治的一些體會》。報告中，他回顧了近代生物防治和化學防治的發展歷史，詳細梳理了化學防治的優勢和弊端。
邱式邦結合調研結果，將過度依賴農藥的壞處總結為污染環境、使害蟲產生抗藥性、殺傷有益生物三點，并結合國內外諸多事例，闡釋了進行綜合防治的必要性。
次年的全國植保工作會議上，邱式邦再次闡述了他的觀點，作了有關“預防為主， 綜合防治”專題報告。此次大會上，農業部正式確定“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為我國植物保護工作的指導方針。
自此，植物保護不再是一味依賴化學藥物、只注重短期利益的舉動，而是多種防治手段并舉、從現在綿延到未來的事業。
但綜合防治的推廣遠比發布一次報告或一份文件困難。為宣傳生物防治，邱式邦晚年仍四處奔波，不畏辛勞。他如同一個辛勤的播種者，四處播撒保護山河的思想種子。
他還創建了生物防治研究室（后更名為生物防治研究所）、《生物防治通報》（后更名為《中國生物防治》、《中國生物防治學報》）等科研平臺，為推動生物防治學科發展、人才培養和學術交流奠定了基礎。
從化學防治到綜合防治的觀念轉變，是邱式邦學術思想的一大飛躍。這標志著邱式邦的重心從解決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上升到“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塊綠色凈土”。在邱式邦看來，環境保護和農業發展并不矛盾，環境制約農業，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環境的保護，二者本就是一個榮辱與共的整體。
“就拿蝗災來說，沿海大面積的荒地、旱澇災害、湖河水位不穩定、砍伐森林、不合理的墾荒、過度放牧都是造成蝗災的環境因素，所以解決蝗蟲問題要采用綜合治理措施，保護生態，改善環境，使它不適合蝗蟲生長。在蝗災發生后，還是要施用農藥。但為了減輕化學農藥對環境的污染，消除對害蟲天敵造成傷害的弊端，應多采用生物措施來控制蝗蟲。今后，應加強這方面工作。”邱式邦曾這樣解釋環境與農業的關系。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時年97歲的邱式邦聽說消息后倍感欣慰。他知道，當年的種子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他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與山河彼此守望的未來。
1973年，邱式邦（左）訪美期間拜會美籍華人科學家吳健雄。
回望百年“平凡”路
邱式邦出生于晚清的最后一年。他在民國初期度過了學生時代；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磨煉了科研技能；留學歸來后，他將最好的年華獻給了祖國害蟲防治事業；花甲之年，他又用“預防為主，綜合防治”8個字使我國植保工作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誠然，邱式邦身上有著科學家這一群體共有的品質。但與一些有著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的科學家相比，邱式邦的人生顯得有些“平凡”，只是在各個階段做著符合自己身份的事。在滬江大學學習期間，邱式邦是一個既刻苦又能吃苦的學生。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盡管當時滬江大學生物學專業課的難度很高，老師的要求很嚴格，但他還是一邊努力學習，一邊勤工助學。
邱式邦在晚年回憶起這門課程時還風趣地說：“……不但上課必須仔細聽、做筆記，下課后還要開夜車查生字，時不時還來一次不經預告的Quiz（測驗），大家提心吊膽怕不能Pass（通過）?！边@一階段里，邱式邦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鄭章成先生和劉廷蔚先生的教導，不僅強化了他的學術能力，還使他形成了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
進入南京“中央”農業實驗所后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邱式邦被派往廣西沙塘的工作站。當時的站長馬保之成立了“農業科技園區”，整合全沙塘的科研工作。邱式邦積極與農化、土肥、栽培育種等領域的研究人員合作，開啟了玉米螟的系統研究工作以及甘蔗棉蚜、油桐害蟲、大豆害蟲等的防治工作，積累了大量的科研數據和經驗。
1951年回國后，邱式邦繼續從事害蟲防治工作。他曾在試驗田進行農藥效果的定量研究，也曾為調研蝗情棲身古廟，或與臭蟲同眠；干旱時期他們一整天的洗漱只能用一盆水；8月時連下大雨，他們被洪水困在衛生院內，依靠小船運來的饅頭度日。以至很多年后，邱式邦依舊記得上世紀50年代初在山東省沾化縣研究蝗蟲的經歷。
在實際工作中，邱式邦將理論與調查相結合，既注重本土情況，也關注國際動向，所以他能夠在多種農林害蟲，甚至一些惡性入侵雜草的防治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晚年的邱式邦則是植保工作的老前輩。雖然早已在害蟲防治領域作出諸多貢獻，但他沒有因已有的成就停歇。他曾說：“人要有精神寄托。老年人不想活動，那也不行。關門不來往，也不好！有朋友來往，我就高興，心情舒暢。我比較開放，不閉塞，多看看，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有的人啥也不干，這不好；有的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參加，那也不行，要量力而行，力所能及。我喜歡搞科研，心情愉快，心平氣和。我現在每天上午到辦公室，下午才休息?！?/p>
顯然邱式邦做得更多?；字?，他著手推動中國害蟲防治向綜合防治轉向。1985年，他創立《生物防治通報》，并擔任主編23年。除了推廣生物防治，他還多次接待國際考察團，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為我國的對外科技交流架起了橋梁。
2010年12月29日, 邱式邦于北京逝世，享年一百歲。他經歷過苦難，也獲得過安寧。他遇到過嘲弄他的人，遇到過指引他的人，也遇到過鼓勵他的人和需要他的人。無論時代風云是平和還是激蕩，邱式邦始終盡力做好手頭的事，從不計較得失。
“廣泛地學習，詳盡地詢問，謹慎地思考，清楚地辨析，切實地實現?！边@句在《院士風采錄》上的自題正是邱式邦一生學術精神的體現，更是他一生專注于事業的寫照。
年逾九十的邱式邦仍在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