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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對世界的莊嚴承諾，當前面臨發展需要，立足富煤貧油少氣的基本國情，我們怎樣積極穩妥推進“雙碳”工作？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推進農業農村領域減排固碳，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增產增收，又要減量減排，農業生產如何平衡好二者的關系？怎樣避免運動式“減碳”，做到協同推進？本期對話邀請趙立欣、金書秦、黃賢金等業內專家，就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農業農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進行探討與分析。

 

保供和降碳是辯證統一的，不能以降碳為名推卸糧食生產責任

　　主持人：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提出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農業農村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我國農業碳排放呈現怎樣的特征？

　　趙立欣：農業的碳排放是生存性、基礎性的排放。農業領域碳達峰、碳中和，更合適的說法是農業減排固碳。

　　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清單通報數據，2014年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為8.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6.7％。其中，種植業排放主要為稻田排放甲烷、農田施用氮肥排放氧化亞氮，占農業排放的58％；養殖業排放主要為動物腸道產生甲烷、畜禽糞便處理產生甲烷和氧化亞氮，占農業排放的42％。當前我國糧食和肉蛋奶等農產品需求仍呈剛性增長態勢，農業發展的首要任務仍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此外，按照我國向國際作出的承諾，2030年實現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達峰，不包括甲烷、氧化亞氮等其他溫室氣體，而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中二氧化碳很少，主要是甲烷和氧化亞氮。

　　但隨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也對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們要看到，農業不僅是溫室氣體排放源，更是固碳增匯的主要貢獻者。農業減污降碳仍有很多潛力可挖，例如化肥農藥減量增效還有一定空間，畜禽糞污等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農村可再生能源還有很大發展潛力；農業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碳匯，農田、森林、草地和濕地具有很強的固碳功能，2014年我國林業碳匯、農田土壤碳匯、草地碳匯和濕地碳匯分別為8.4億噸、0.49億噸、1.09億噸和0.4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每年創造碳匯超過1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可為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金書秦：從聯合國糧農組織自1961年以來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可分為三個較明顯的階段，與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歷程十分契合。

　　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前，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平穩增長。沿襲“靠天吃飯”的傳統模式，當時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源于人口增加帶來的開墾面積和強度的增長。從1961年到1978年，隨著化肥用量的上升，農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從2.49億噸增長到4.07億噸。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機械化、化學化、電氣化等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早期特征，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快速增長，1996年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到8.26億噸。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農業溫室氣體排放趨于平穩。高強度的化學投入邊際效益開始下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化肥農藥零增長”等一系列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舉措，有效地遏制了農業化學投入品的增長勢頭，并顯著提高了秸稈、畜禽糞便等農業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水平。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從1997年的7.61億噸增長到2016年的8.85億噸，之后開始下降。

　　主持人：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在降碳的同時確保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具體到糧食問題，您認為應該怎樣處理好降碳和保供的關系？

　　趙立欣：當前，我國糧食緊平衡的格局短期內難以改變，需要準確把握降碳和保供的關系，在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底線的基礎上，挖掘農業減排增匯的潛力，推進農業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確保實現安全、低碳、高效等目標的動態統一。

　　具體實施方面，一是推進農業農村減碳，優化稻田水分管理，推廣科學施肥方式，改進畜禽飼養管理，加強畜禽糞污處理利用和秸稈綜合利用，減少種養環節溫室氣體排放。推廣綠色節能農機，加快老舊農機漁船淘汰，降低農業生產化石能源消耗。推廣生物質能、光能等綜合開發利用，抵扣化石能源排放。二是提升農田漁業固碳，加強退化耕地治理，推廣有機肥施用、秸稈還田等，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增加農田碳匯。發展稻漁綜合種養、魚菜共生等高效生態漁業，開展貝類藻類養殖，實現漁業生物固碳。三是強化科技支撐，構建農業農村減排固碳科技體系，加快減排降碳增匯農業新技術、新產品、新裝備研發，促進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技術模式的推廣應用。

　　金書秦：內蒙古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國家的“糧倉”“肉庫”“奶罐子”，2020年調出糧食2000萬噸、牛肉5.44萬噸、羊肉24萬噸、牛奶550萬噸，分別占其總產量的54.6％、8.2％、21.2％和89.9％，為全國重要農畜產品穩產保供提供了支撐。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生產和消費的關系，如果像內蒙古這樣的地方，短期內一味追求降碳，那就意味著減少農畜產品和能源輸出。

　　做好“雙碳”工作，首要的是處理好發展和減排的關系。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具體到糧食問題，保供和降碳也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生產糧食就意味著要有化肥、農藥、農機投入，這些都將帶來溫室氣體排放，而我國的糧食又以稻谷為主，水稻田本身是甲烷的排放來源之一。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糧食生產面臨著市場風險、自然風險等挑戰，農產品供應鏈面臨逆全球化思潮和地緣政治的嚴峻考驗，保障糧食安全更需要立足國內。因此，以任何名義妨礙糧食生產都是不可取的。各地不能以降碳為名推卸糧食生產責任，要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做到飯碗一起端、責任一起扛。當然，綠色發展已經成為農業發展的主流方向，糧食生產也不能以大水大肥的方式來追求高產量，要持之以恒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在增產增收的同時，還要實現減量減排，這對農業生產方式是一個重大挑戰，但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

　　黃賢金：要處理降碳和保供的關系，需要依靠農業領域的固碳減排理論與技術的創新。當前在作物生產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我們已經開展了許多科技創新和生產實踐，比如測土配方施肥技術能減少農藥化肥施用；科學開展秸稈還田，就能夠減少秸稈焚燒的排放，還能夠起到固碳的作用；還有保護性耕作技術的管理優化等。

　　要通過農業技術創新，實現降碳和保供的協同推進。更重要的是，要實現農產品價值實現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結合。例如，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碳匯價值，若得到經濟補償，就更利于引導產品價值高、碳匯價值高這種“雙高”農產品品種改良以及種植、管理方式等的改進。

 

從長遠看，增匯是農業助力碳中和的重點所在

　　主持人：近年來我國在農業減碳增匯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趙立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加快推進農業投入品減量化、生產清潔化、廢棄物資源化、產業模式生態化，在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前提下，農業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取得顯著進展。

　　農業資源利用強度明顯下降，不斷加強東北黑土地保護利用，全國耕地質量平均等級達到4.76。產地環境更加清潔，化肥持續減量增效，水稻、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達40.2％，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率達到76％，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7.6％。生態系統建設穩步推進，推進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全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6.1％，森林覆蓋率超過23％；“十三五”累計完成造林5.45億畝，落實草畜禁牧面積12.1億畝，草畜平衡面積26.1億畝，濕地面積保持在8億畝，農業生態系統碳匯儲存能力明顯增強。

　　主持人：當前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搞“碳沖鋒”、運動式“減碳”，甚至影響到了民生和經濟發展。在推進農業減排時，應該如何防止這些問題出現？

　　金書秦：有一段時間，一些地方對碳達峰碳中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出現兩種極端傾向：一種是把碳達峰片面理解為碳減排，一些地方采取拉閘限電、“一刀切”的方式，通過限制發展的方式實現減排。另一個極端就是“碳沖鋒”，把2030年的目標當成眼前目標，把這之前的時間都當作“窗口期”，對高耗能、高排放項目大干快上。本質上，這兩種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沒有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為此，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也就是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的“1”，為這項重大工作進行系統謀劃、總體部署。為貫徹落實決策部署，同年國務院又印發了《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

　　從具體產業來看，工業可以通過能源替代、碳捕獲等實現凈零排放，但農業的生產對象是生命體，具有一些不可更改的自然屬性，例如稻田的甲烷排放、反芻動物的腸道發酵，這類排放可以降低，但幾乎不可能實現凈零排放。此外，農業的生產場景就是開放的大自然，而不是相對封閉的廠房，使用碳捕獲技術成本極高。因此從政策手段來講，農業要更多使用激勵手段，通過生態補償、創建和完善市場等方式，對減排固碳產生的正外部性進行補償。

　　主持人：有人認為，在實現“雙碳”目標過程中，農業應以“增匯”為主，因為更有利于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您認為，農業“增匯”與“減排”應該以誰為主？

　　趙立欣：農業“減排”與“增匯”是農業減排固碳的兩個方面，其中農業“減排”是指減少現有農業生產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農業“增匯”主要是通過農田、林地、草地和濕地等生態系統吸收并儲存溫室氣體。推進農業農村減排固碳，要圍繞農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堅持統籌兼顧，做到“兩手發力”。

　　統籌兼顧，就是將農業減排固碳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農業農村污染治理等重點工作有效銜接起來，統一謀劃部署、協同推進。一手抓農業“減排”，把單位農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下來；另一手抓農業“增匯”，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黑土地保護、綠肥種植、國土空間綠化等措施，提升土壤有機質含量，增加森林、草地等植被資源總量，鞏固和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

　　金書秦：農業要減排、固碳雙管齊下，其中“固碳”也就是“增匯”。從短期來看，實現碳達峰目標，要把能減的先減下來，這里說的減首先是強度上的減，然后是總量上的減。從長遠來看，增匯是農業助力碳中和的重點所在，不僅要為農業農村自身增匯，還能為整個社會經濟碳排放的抵消作出貢獻。

　　主持人：在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農業農村發展怎樣做到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

　　趙立欣：一方面，減污、降碳是擴綠、增長的“排頭兵”。要加強綠色低碳、節能環保的新技術新產品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化肥農藥使用量，提高農產品質量效益。

　　另一方面，降碳、增長是減污、擴綠的“動力源”。要不斷鞏固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成效，建立減排固碳監測網絡和標準體系，提高農業農村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效率，促進農村可再生能源替代，加強農業農村碳匯儲備。總的看，降碳、減污、擴綠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共同增長點，更有利于農民向農業生產、生活、生態要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

　　金書秦：減污、降碳、擴綠本質上是一致的。例如，減少了化肥使用，就減少了面源污染排放，也就減少了氧化亞氮排放，同時將帶來環境的改善。我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與增長的協同，這種協同本質上就是農業生態價值的實現。

　　隨著農業經濟功能的相對下降，其生態功能將愈發凸顯，農業向綠色生態轉型將產生三方面紅利：一是由于采取綠色生產方式，化肥農藥等投入品減量帶來的污染物減排紅利；二是農產品品質提高紅利；三是產地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紅利。要通過生態補償、排污權和排放權交易實現減排，通過優質農產品認證和市場監管實現優質優價，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實現產地環境改善，將生態紅利變成農業產值、農民收入。

　　最近，我們正在江蘇淮安的洪澤區開展一項探索性工作，就是為農產品貼上“碳標”。當地生產的大米已經獲得了綠色食品認證和農產品地理標志認證，我們在其原有工作基礎上，將生產者的化肥減量轉化為碳減排量，對不同減排程度的農戶及其大米產品貼上不同等級的碳標。后續將基于這些“碳標”在大米收購價格、精準政策扶持上對減排程度高的農戶給予激勵。這實際上就實現了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

 

碳交易市場開放將有助于農業的生態價值實現和農民增收

　　主持人：與工業等其他產業不同，農業減碳在目標確定和監管方式上更為復雜，您認為應怎樣更科學地確定農業固碳減排的目標，并做好長遠規劃？

　　黃賢金：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人工再生產交織進行的。因此，科學監測農業碳排放，不僅需要對生產標準不夠統一的農業生產過程進行監測，還要對自然環境進行監測。

　　更為科學地確定農業減碳目標，一是要將農業生產排放監測和衛星遙感區域性綜合監測相結合，更為準確地把握農業碳排放的底數。二是將一定時期的農產品需求和供給相結合，以需定供，并據此預測農業碳排放的未來定數。三是將食物全生命周期與農業生產全生命周期相結合，形成“從田頭到餐桌”的碳排放核算，并據此形成生產、流通、消費、廢棄物處理等全過程減碳的路徑。

　　主持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研發應用減碳增匯型農業技術。目前有哪些減碳增匯的農業技術？未來哪種要素的增匯潛力最大，如何發掘這種潛力？

　　趙立欣：減碳增匯型農業技術涉及種植業減排固碳、畜牧業減污降碳、漁業減排增匯和農村可再生能源替代等領域，如保護性耕作、畜禽糞污有機肥還田、漁業生態養殖，以及農業生物質能等技術，具備減碳固碳雙重效益，有良好的應用效果。2021中國農業農村科技發展高峰論壇暨中國現代農業發展論壇發布會上，發布了農業農村減排固碳十大技術模式，其中保護性耕作固碳技術、秸稈還田固碳技術、畜禽糞便管理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牧草生產固碳技術、漁業綜合養殖碳匯技術、秸稈能源化利用技術、農村沼氣綜合利用技術等7項技術均屬于減碳增匯型農業技術。

　　金書秦：據估計，農業近90％的減排份額可以通過土壤固碳來實現。有數據顯示，按1米深度計算，全球土壤有機碳庫容量約為1.5萬億噸，是大氣碳庫容量的2倍、陸生植物碳庫容量的3倍。我國是土壤貧碳的國家，1米深土壤碳庫僅為900億噸碳當量。從技術可達和經濟可行的角度來看，可通過三種途徑提升土壤固碳能力。

　　一是采取秸稈還田、糞肥還田等方式增加土壤有機質。大量研究證明，秸稈、糞肥還田能使土壤有機碳含量顯著上升。二是探索免耕、少耕等保護性耕作技術。免耕少耕可通過穩定土壤團聚體來改善土壤結構，保護土壤有機質免受微生物降解，從而降低土壤有機碳分解速率。經過連年翻耕的土壤有機碳、氮等含量比保持免耕的土壤有顯著降低。三是開展輪作。調節進入土壤的作物殘莖、根系的種類和數量，有效增加土壤中有機的碳含量。當然，這些方法都要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結合當地耕作制度，因地制宜推廣。

　　主持人：碳交易市場的開放對農業來說意味著什么？未來農業碳交易會成為地方或農民增收的新渠道嗎？

　　金書秦：目前碳交易的范疇還非常狹窄，預計農業進入交易體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方面農業本身的排放量并不大，而且主體分散，交易成本很高。另一方面，農業碳排放、碳減排、碳匯的核算方法體系還不完善，也阻礙了農業進入交易體系。

　　但是碳交易市場的開放將有助于農業的生態價值實現和農民增收。首先，這個市場的重要功能是發現價格，比如現在交易的價格大概在每噸50至60元，這就給農業減排增匯的價值提供了一個可以錨定的標準，農業每減排或固定1噸二氧化碳當量，就意味著貢獻了50至60元的價值，這個價值量可以作為生態補償的依據。其次，即使短期內不能進入交易體系，但農業的減排和固碳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一些負責任的企業可以通過支持農業減排固碳，部分抵消自身的排放，部分金融機構也可以參考農業減排固碳的生態價值，開發綠色信貸產品，降低農戶的信貸成本。再次，未來隨著各行業減排壓力越來越大，農業減排固碳的核算體系不斷完善，一旦條件成熟，農業進入交易體系，減排固碳就可以成為農戶直接增收的新渠道。

　　主持人：我國實現“雙碳”目標，農業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碳匯，農業生產有很大的減污降碳潛力。新發展階段，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是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將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動力源”。感謝三位嘉賓做客對話欄目，分享精彩觀點！

（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