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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陳萬權，來自中國農科院。我報告的題目是：“回顧職業生涯，付出便有收獲”。

　　一、走進深山奮戰，收獲科研精神

　　我是一名小麥病害科研工作者。1983年參加工作不久，就被派往四川阿壩和甘肅隴南研究基點負責小麥條銹病的調查和試驗工作。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處青藏高原東南部，海拔兩、三千米高，一年吃不上幾次煮熟的大米飯，而且地質條件還十分惡劣，常常遭遇危險。有一次，我一大早由汶川趕往松潘途中，突遇山體滑坡，一群群碎石從山坡上滾滾而來，雖與車身擦肩而過，幸免遭災，但道路被堵死，汽車不能通行。當時離松潘縣城還有50多里路，我冒著再次發生滑坡的危險步行趕路，一路上邊走邊下麥田調查采樣，趕到縣城時已是天色漆黑，現在想起來還真是有些后怕。

　　由于小麥條銹病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地區，我經常背著水壺和干糧，步行幾十里山路，到遠離城鎮的觀測點進行調查和試驗工作。有時天晚了，就在藏民家里打個地鋪，蓋個毛氈，隨便糊弄一夜，久而久之，身上經常生瘡。記得是在1985年的冬季，當我背著沉甸甸的調查數據回北京時，病瘡發作，在火車上疼痛難熬，坐立不安，我學著一些民工側躺在硬座椅下，熬了一天兩夜終于到了北京，隨即去海淀醫院做了手術，至今身上還留下了多處大大小小的疤痕。

　　通過這一時期的艱苦調查實踐，磨練了我的意志品質，收獲了科研精神。由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現，1985年被評為中國農科院先進工作者，1986年又被評為中國農科院優秀共青團員。

　　二、力克條銹惡魔，收獲成功喜悅

　　小麥條銹病堪稱“國病”，是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重大病害。1964年周總理曾親自指揮黃淮海銹病“殲滅戰”。老一代植物病理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完成了“中國小麥條銹病流行體系”研究，1987年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影響很大。雖然我也有幸參與，做出了一份兒貢獻。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前輩取得基礎研究成果之基礎上更進一步，握好接力棒，實現病害持久控制，是擺在我們新一代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帶領同事們實地勘察菌源基地的精確范圍，深入探究品種抗病性和病菌毒性變異的規律，聯合研發病害綜合治理關鍵技術，最終目標是持久控制病害暴發流行，保障國家小麥生產安全。經過20多年的艱苦努力，科研成果終于脫穎而出。我主持完成的“中國小麥條銹病菌源基地綜合治理技術體系的構建與應用”項目，2012年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這是我國植保界近30年來唯一的國家級一等獎。

　　為了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我和同事們經常下田頭、進農戶，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干，用一些簡單的詞匯、通俗的語言向農民傳授科學防病技術，譬如：“兩種（zhǒng）兩種（zhòng）技術”；“一次藥劑拌種省得經常背藥桶”，等等，讓農民記得住、學得會、用得好。經過我和團隊成員的不懈努力，小麥條銹病綜合防治技術每年推廣應用面積7000多萬畝次，年均挽回小麥損失20億公斤以上、增收節支30多億元，為我國糧食連年增產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協同科技攻關，收獲團隊力量

　　全國小麥銹病研究協作組，從上世紀70年代建立以來，一直沒有間斷工作，無論有沒有項目和經費支持，都堅持不懈地開展科研協作活動，可稱得上是全國農業科研大協作的一個典范。我作為協作組組長，深深感到：一個人只是工作，一群人才是事業。協作組的凝聚力來源于大家共同的興趣和愛好；來源于彼此間的平等與尊重。2012年協作組成員單位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通過激烈的國際競爭，成功申辦了“第十三屆國際禾谷類作物銹病和白粉病會議”以及“博洛格全球銹病協作網年會”，這是首次在中國舉辦此類國際性學術會議。

　　四、服從組織安排，收獲責任擔當

　　2014年初，組織安排我到中國農科院麻類所任職。麻類所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所、窮所。說它小，是因為麻類產業逐年萎縮，種植面積不足300萬畝；說它窮，是因為職工生活捉襟見肘，在職職工年均收入不足5萬元、離退休職工不足3萬元。由于長期寅吃卯糧，使單位負債達三千多萬元。麻類所生存和發展舉步維艱，干部職工對美好生活充滿了期待。如何擺脫困境？如何轉型拓展？這又是擺在我面前的一個重任。

　　我到所后，經過廣泛調研和充分論證，確立了“以南方經濟作物為主要研究對象，以麻類作物為重點，應用基礎和應用研究相結合的社會公益性國家級農業科研機構”的總體定位，提出 “管理科學化、成果大型化、人才國際化、民生幸福化”四位一體的奮斗目標。對這一“四化”目標，當時很多人是不看好的，說實話我自己也是底氣不足的。

　　通過深化改革、體制機制創新和四化目標的實施,研究所整體實力得到明顯提升,職工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職工的個人進步與單位發展實現了同頻共振，“快樂科研、幸福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例如，我剛到所里時，每到晚上實驗室幾乎是漆黑一片，如今是燈火輝煌，“要我干”變成了“我要干”，大家都立足自己的本職工作，熬夜加班、加油干！如今的麻類所，雖然仍處在改革發展的爬坡階段，產業復興和研究所轉型的道路仍然任重道遠，但是，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付出就會有收獲。

　　也許有人會問，萬權同志你到麻類所才幾年，頭發也白了，皺紋更深了，你到底收獲了什么呢？我覺得收獲還是挺多的：從部、院黨組的信任中，我收獲了擔當；從“求生存、謀發展、保平安”的艱巨任務中，我收獲了責任；從研究所綜合實力逐年攀升和職工收入實現翻番中，我收獲了喜悅；從領導、同事們的關心支持和理解善待中，我收獲了感動；從實驗室徹夜通明的燈光中，我收獲了希望……。

　　做農業科研工作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只有一年又一年的堅持，當你真正熱愛這項工作時，它就好比你的生命。我曾主動放棄了荷蘭瓦赫寧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也曾一年365天，除了春節期間陪老人呆上三、五天外，幾乎沒有休息日；更有長期跟家人和兒子見不上一次面。可回想起自己的初衷，我覺得這些付出和犧牲是值得的，無怨無悔。記得有一次兒子埋怨我：“爸爸，你覺得你的付出與回報成比例嗎？”我回答說：“付出不能完全是為了回報，但我相信，只有耕耘才會有收獲”。2014年我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2015年又被評為中華農業英才。這是黨和政府對我和同事們工作成績的肯定。我自從1983年工作至今，與小麥條銹病戰斗了30多年，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我堅守的是信念，堅守的是責任，堅守的是擔當。作為一名農業科技人員和農民的兒子，能夠長期為我國“三農”工作盡一份兒心、出一份兒力，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