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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簡介

徐冠仁（1914—2004），男，江蘇南通人，著名植物遺傳學家、核農學家。1934年畢業于中央大學農藝系，1946年赴美留學，獲博士學位后，留校任研究員，從事小麥遺傳育種研究，并被選為美國希格瑪賽（Sigma Xi）科學榮譽學會會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生物學部常委、副主任、代主任等。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我國核農學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與國內同行創造性地將核技術農業應用研究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學科——核農學，并培養了我國核技術農業應用的第一批生力軍，在農作物輻射誘變育種機理研究和誘變育種新品種育成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主要著作有：《利用雄性不育系選育雜交高粱》、《小麥雄性不育的概況》、《核科學技術在作物育種上的應用》、《核農學導論》和《植物誘變育種》等。  

“一個人對愛人的愛，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愛，對事業的愛，對同志的愛不能有絲毫的虛假，也不能三心二意，必須是百分之百的愛。人的一生，就是要為事業獻身，貪圖安逸、貪圖享受，會失掉人生的目標和價值”。他一生致力于核農學的研究與發展，用實際行動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中國核農學事業的開拓者——記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仁

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獲。“為事業獻身”這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使得徐冠仁在中國的核農學研究上數十年如一日辛勤地、默默地工作，由此奠定了他成為中國核農學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的地位。  

求學立業開辟抗病育種新途徑

徐冠仁1914年3月7日出生于一個教師家庭，父親徐由白是數學教師，母親嚴冰如操持家務。因家境貧寒，他8歲才上小學，但學習十分勤奮刻苦，成績優異。1930年6月從江蘇南通學院附屬高中畢業，榮獲獎章和獎狀，同年升入南通學院農科學習，1931年轉入國立中央大學農藝系，1934年6月畢業，獲學士學位。因學習成績優異而留校任農藝系助教，后任講師、副教授。他和同班同學蔡旭、俞啟葆都是當時從事稻、麥、棉研究的優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1946年徐冠仁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獎學金，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主修遺傳學，1950年6月獲博士學位，并被接納為美國希格瑪賽（Sigma Xi）科學榮譽學會會員。在他的博士論文《正常玉米與矮生玉米發育比較研究》中，他對雜交優勢的產生與表達提出了新的觀點。他在研究中發現：同一致矮基因對玉米不同器官的作用是不同的，該基因在純合態是一種表現，在雜合態下又是另一種表現；在它原來的遺傳背景中是一種表達，轉入另一種遺傳背景中則又是另一種表達；當攜帶不同致矮基因的自交系雜交時，雜種第一代雜種優勢的表達視總體遺傳結構而定。獲得博士學位后，他留在明尼蘇達大學農學及植物遺傳學系任研究員，從事小麥遺傳育種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核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引起各國農業科學家的重視。徐冠仁采用熱中子和X射線處理小麥種子，得到抗稈銹病突變體，為抗病育種開辟了新的途徑，受到國際育種界的重視，其論文被編入《第一屆國際原子能和平利用會議論文集》。  

報效祖國創建中國核農學體系

1956年9月6日，北京永安賓館一個普通房間的燈光徹夜長明，他在這里起草了建立原子能農業應用實驗室和發展中國原子能農業應用研究事業的報告。    為響應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號召，他在這一年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克服重重困難，攜夫人黃小玲（明尼蘇達大學園藝學碩士）和幼子從美國轉道日本回到祖國。    黨和國家有關部門高度重視他的建議，并決定由他負責籌建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農業應用研究室。當時，核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研究在國際上雖然發展很快，但在我國還是一片空白：既缺少人才，又缺少資料，更缺少設備。為了開展籌建工作，他不畏困難，利用幾間舊平房改建成放化實驗室和物理測量室，又向國內有關單位借聘了7位專家。依靠集體的智慧，籌建工作很快取得成效。經過一年的努力，1957年9月，我國第一個原子能農業應用研究機構——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農業應用研究室（1960年發展成為研究所）正式誕生，徐冠仁任主任。該研究室也是中國農業科學院最早成立的科研機構（5個研究所，2個研究室）之一。在此基礎上，他和前蘇聯專家一起設計了前蘇聯援華的第429項工程，即國內第一個核技術農業應用研究的專業研究設施——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429實驗大樓和第一個農用放射性輻照裝置。    由此開始，他與原子能利用研究室（所）的專家廣泛開展了輻射誘變育種、同位素示蹤技術農業應用、低劑量輻照刺激農作物增產、輻射保藏食品和輻射消滅害蟲等研究工作。    在邊建設、邊開展研究、邊培養人才的過程中，他親自主持了農作物輻射誘變育種項目的研究工作，指導青年科研人員在實驗中獲得了小麥抗條銹病、洋麻抗炭疽病、高粱矮稈和棉花早熟等突變體。這些研究成果證明輻射誘變是行之有效的，由此開拓了中國輻射誘變遺傳育種工作的先河。他和同行學者把我國原子能農業應用研究的理論與技術方法逐步歸納總結、完善提高，形成一門新興的學科——核農學，使中國核農學在總體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各國同行專家的高度重視。    1999年，中國被國際原子能機構確定為亞太地區核農學牽頭國（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為技術依托單位）。

總攬學科深入開展誘變機理研究

徐冠仁非常注意學習借鑒國外的新成果為我所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非常時期，他克服重重困難，組織青年科技工作者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新技術應用于農業的專題報告，這些報告對青年科技人員的成長和在困難條件下推動核農學的學科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帶領下，農作物輻射誘變育種應用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果：1972年，國內利用核輻射誘變技術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達43個，推廣面積超過100萬公頃。到“九五”期間，利用輻射誘變技術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達600多個，占全世界輻射誘變育種總數的1/4強，年播種面積約占國內常規作物的1/10。    在應用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他提出了要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并專門評述了前人對輻射誘變機制在分子遺傳學水平所作的解釋。他在支持開展荷能離子的生物學效應研究的同時，也強調要重視輻射誘變育種的機理研究。    對于核輻射誘變，一般生物學者均認為基因突變是偶然發生的，他則認為偶然性與規律性是辯證的，他主張深入開展誘變機理的研究，從重復發生的偶然性中找出必然發生的規律性。    在學科建設過程中，他總攬全局，分析總結我國核技術農業應用30多年的成就，提出今后的發展方向應包括鑒定新的生物資源、創造新的生物種質；改良土壤、改進水資源管理；優化耕作、放牧、造林及水產體系；預防生物災害及氣象災害；改進生物產品的加工與保藏；發展水域生產、開拓外層空間生物生產；核技術本身的改進與創新以及核技術更廣泛深入地應用于生命現象及環境的研究。這些觀點對于指導中國核農學繼續向前深入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忘我工作推動作物雜交優勢利用

徐冠仁的博士論文《正常玉米與矮生玉米生長發育的比較研究》，對雜交優勢的產生與表達提出了新觀點。另外，他還從國外引入高粱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利用從國外引入的高粱不育系材料，選育出“原新一號”不育系和優良組合“原雜9號”、“原雜10號”、“原雜11號”，并親自參加現場推廣示范。在他及其同事們的積極推動下，全國各地高粱產區的農業科研機構，利用當地的種質資源，選育不育系和優良組合。這大大推動和促進了雜交高粱的推廣與應用，使我國高粱大幅度增產，為糧食增產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為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是：由于雜交高粱的巨大成功，引發了廣大科研人員、農民和政府有關部門對雜交優勢利用的認同及高度重視，從而推動了我國農作物雜交優勢利用的研究與發展。    1956年，他利用小麥“單體”、“缺體”全套材料指導研究人員利用農作物非整倍體開展遺傳育種研究，在應用染色體工程與作物育種工作中起了帶頭作用。    為了開辟新糖源，他主持開展“糧糖兼用雜交高粱育種研究”，為開創我國糧糖兼用雜交高粱的利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改革開放后，為廣泛吸收國外核農學領域的先進成果，積極宣傳中國核農學的成就，他多次應邀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原子能機構召開的專業會議，應邀出訪了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奧地利、泰國、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家，積極介紹我國農業和核農學的發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時他也重視吸收、借鑒國外的先進成果和經驗，為加強國際合作和廣泛聯系作出了貢獻。 

嚴謹治學進一步堅定人生信念

徐冠仁為人正直、平易近人、生活儉樸、學風正派。他甘為孺子牛，滿腔熱情地激勵青年科技工作者，幫助他們脫穎而出。他從未具名申請獎勵，他認為功勞應歸于上級的正確領導，而成績是廣大科技人員做出來的。他倡導“知前人所已知，識時人所未識，為后人導新航，乃科學家之本色”。他鼓勵人們“將知識的力量、團結的力量，加上獻身精神的力量融在一起，為事業而奮斗”。    在開創我國核農學事業的過程中，徐冠仁經常強調“開創事業要有理想，重實干，刻苦鉆研，團結協作”。1956年，他在核農學創立之初，就十分重視全所和全國科研工作的團結協作及核農學體系的構建，并提出要在較短的時間內使中國的核農學達到亞洲乃至世界領先的水平。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與中國核農學體系的創建、發展與壯大，就是在他的理想、實干、鉆研、協作等思想的指導下實現的。    “對一個團隊或個人作出評估，要看這個團隊或個人所開創和從事的事業，是否對人民有利，是否后繼有人，是否不斷興旺發達，而不是靠樹碑立傳。傳是會被人遺忘，甚至被人改寫的；碑是會受到風蝕，甚至倒塌的；唯有對人民有利、興旺發達的事業，可以與日月同輝、永放光芒”。這些話，真實地反映了他的高尚品質和人生的追求。同事們對他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不為名、不為利，一心為事業，以實際行動實現為祖國獻身、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和追求。    “發自真摯的愛，而止于偉大的事業”，這是他1934年從中央大學畢業時，寫給摯友莊晚芳（中國著名茶葉專家）信中的肺腑之言，這充分體現了他的人生觀，表達了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真摯熱愛和對事業的獻身精神。